齐都临淄，作为周代齐国都城、秦王朝临淄郡（即“齐郡”）郡治、汉王朝齐郡郡治和齐王国的都城，是当时著名的东方大都市［1］。它不仅以其城市规模宏大、人口众多、社会文化繁荣等而闻名，更是以其工商业高度发达而著称于世，而工商业发达的重要标志是手工业门类多、生产规模大并且技术水平高，铜镜铸造业就是其中之一。
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汉代的临淄作为重要的铜镜铸造基地，是当时全国的铜镜铸造中心之一［2］，并且是迄今全国唯一得到考古发掘和研究证实的一处铜镜产地。基于临淄齐国故城内铸镜作坊址的考古调查、汉代镜范的发现以及科技分析和考古学研究［3］，笔者曾就汉代临淄的铜镜铸造业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察，于2007年先后发表了《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及相关问题研究》［4］和《汉代临淄铜镜制造业的考古学研究》［5］（以下简称《临淄铸镜业研究》）。从该两文发表到现在的十多年间，临淄齐国故城的田野考古和专题研究持续进行，关于汉代临淄铜镜铸造业的田野考古和多学科合作研究也不断取得进展，认识逐步深化。这里先简要回顾十多年来临淄齐国故城铜镜铸造业考古的历程及其收获，在此基础上就汉代临淄铜镜铸造业的诸问题做进一步的梳理和讨论，作为《临淄铸镜业研究》的续篇。
一、临淄齐国故城近十多年来的汉代铸镜业考古
回顾近十多年来临淄齐国故城的汉代铸镜业考古活动，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临淄齐国故城阚家寨铸镜作坊址的发掘
临淄齐国故城铸镜遗存的发掘和研究，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项目“临淄齐故城冶铸遗存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简称“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取得重要收获和进展。
该项目实施过程中，对石佛堂、苏家庙等铸镜作坊址再次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并采集到汉代镜范7件。与此同时，2011～2014年对阚家寨BⅡ地点的铸镜作坊址（简称“阚家寨铸镜作坊址”）进行了科学发掘。该发掘地点位于齐国故城大城中部略偏东，即今齐都镇阚家寨村南，地当阚家寨与刘家寨两村所属耕地之交界处，西北距2005年阚家寨村南发现的铸镜作坊遗址约70米。这次发掘，清理出汉代镜范残片180件，是首次经科学发掘获得的汉代镜范实物资料；更为重要的是，还清理出与之相关的房址、水井、灰坑、铸镜坑等遗迹［6］。其中，铸镜坑（阚家寨BⅡZK1）的东部有浇注铜镜时用于摆放、固定镜范的小砂坑，其西部发现有红烧土面等堆积，推测与熔铜炉或坩埚有关；铸镜坑西侧的主要堆积是各种冶铸垃圾及废弃物，坑内及旁侧地面均出土有镜范残块；铸镜坑内及周围还发现有散落的细微颗粒状金属碎屑，系当时工匠对铜镜铸件进行铸后加工的实物遗留。阚家寨铸镜作坊址的主体年代为西汉前期，其年代上限有可能早到秦代［7］。这次发掘，既是临淄齐国故城铸镜作坊址的首次科学发掘，也是国内外古代铸镜作坊址的首次科学发掘。
（二）临淄出土汉代铜镜和镜范的整理与著述
阚家寨铸镜作坊址考古发掘出土一批汉代镜范的同时，当地文博机构十多年来还新收集到一批汉代镜范；临淄地区汉代墓葬的大规模发掘，有大量铜镜出土。它们都为汉代临淄铸镜业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对此，有关考古文博机构对其进行了整理和研究。
2000～2002年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日本滋贺县立大学共同开展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发掘和收藏铜镜的合作研究，并于2009年出版了研究报告《鉴耀齐鲁——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土铜镜研究》（以下简称《鉴耀齐鲁》）［8］。该书收录铜镜488件，其中，两汉新莽铜镜464件，而出自临淄地区的战国秦汉铜镜416件，另有铁镜1件；同时，中日学者还就临淄地区战国秦汉铜镜、鲁中南地区汉代铜镜、铸镜工艺技术、草叶纹镜的编年，以及山东地区汉代铜镜的制作和流通等进行了专题论述。
2015～2016年间，临淄区的文物工作者对历年来临淄地区战国秦汉墓葬及其出土的铜镜进行比较系统的整理，遴选出684件铜镜并将其分为17类逐一进行记述，编写出版了《山东临淄战国汉代墓葬与出土铜镜研究》（以下简称《临淄战国汉代铜镜》）［9］。
2007年以来，临淄齐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和齐文化博物院等文博机构先后收集到临淄齐国故城新发现的汉代镜范计43件，后经过详细整理并加以公布（以下简称《齐故城新征集镜范》）［10］。
2018～2020年，本合作项目“山东省临淄齐故城出土镜范与铜镜的考古学研究”实施过程中，中日学者先后对临淄齐国故城新出土、新收集的镜范和临淄地区出土汉代铜镜共同进行细致的考古学观察和分析，其中，考察镜范230件，考察铜镜331件，以此为基础，中日学者以及韩国学者就若干问题进行专门研究［11］。
（三）汉代临淄铸镜业考古的相关研究
最近十多年间，关于汉代临淄铸镜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镜范以及相关的铸镜技术方面，并且取得了不少成果。
2008～2011年间，田贺井笃平等中日学者先后三次对临淄齐国故城出土镜范型腔面进行多种分析检测和考察，深化了对镜范型腔表面形成机理的认识。镜范型腔表面的涂层（即“涂型层”）和镜范体内渗透的铜、锡、锌和铅等金属元素，可以观察到其各具特征的分布状况，呈现出金属溶液浇注时移动的样貌；镜范中时常可见的硫，对于其黑色表层的形成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12］。镜范型腔表面存在着其化学成分组成有异于镜范胎体的厚150～250微米的涂层，其表面更是有一层厚约25微米的黑色表层（即“黑色皮壳”）；黑色表层中富集与浇注有关的铜、锡、铅等金属元素，同时还存在硫元素；根据其存在量，可以推定硫化铜、硫化铅等金属硫化物存在的可能性，它们与表层的“黑色化”有关［13］。经检测，有黑色表层的镜范，其黑色部分包含的铜以二价氧化物的形态存在，并且存在有碳元素；镜范表面“黑色化”，是由于铅等金属元素的硫化物、氧化铜以及碳等的存在等综合形成的；涂层未接触浇注金属的部分经检测可知，涂层黑色部分包含有钙，但未接触浇注金属的部分则没有发现钙，因此，钙很有可能来源于脱范剂［14］。
日本学者广川守以临淄齐国故城出土的螭龙纹镜范和涡状虺纹镜范为主要研究对象，就西汉铜镜地纹的施纹方法、与战国铜镜地纹的联系以及这种铜镜的制作集团等进行了探讨［15］。
日本学者清水康二根据铜镜和镜范的观察，对草叶纹镜的镜背纹样的布局和设计技法进行了专门研究，提出了镜背空间分割和纹样施画11个步骤的复原方案［16］。
日本学者三船温尚等日本艺术铸造工艺学者基于对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铜镜（其中大多出土于临淄地区）的观察和分析，就汉代铜镜镜背纹样的美学设计、镜面的弧度及表面处理、高锡青铜镜的铸造及其性质、镜背凸线纹饰和未研磨平面上的皱褶、镜范崩落及配置分割线的痕迹、高锡青铜镜的热处理技术、铜镜的制作技巧及其历时性变化等问题进行了讨论［17］。
2015年，白云翔基于新的考古发现和新的认识，就临淄齐国故城秦汉铸镜业考古的进展进行梳理，并将其置于手工业考古的大视野之下进行审视，提出了有待解决的问题和研究的重点［18］。
2020年，杨勇等基于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详细观察和科技分析结果，就临淄齐国故城的镜范所反映的汉代铸镜技术及其技术进步进行了深入考察［19］。
镜范是铜镜铸造的关键，铜镜是铸镜业的产品，因此，镜范和铜镜的科技分析检测，是铸镜业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作为“临淄齐国故城冶铸业考古”项目的有机组成部分，科技考古学者采用多种科技手段和方法，分别就临淄齐国故城出土镜范、铸镜作坊址及其有关的土壤样品、临淄地区出土铜镜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检测、分析和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数据和成果［20］。此外，还有学者对临淄地区出土西汉铜镜的铅同位素进行测定，以探求临淄铸镜的矿料来源［21］。
模拟实验研究，是手工业考古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之一［22］。铸镜业考古也不例外。为了科学、深入地解明临淄齐国故城出土镜范的制作和使用问题，2018～2020年间，“临淄齐国故城冶铸业考古”项目组先后五次进行了镜范制作和焙烧的模拟实验，得出了一些重要数据和认识［23］。
汉代临淄造铜镜的流通和传播，是汉代临淄铜镜铸造业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日本学者菅谷文则基于对山东地区出土汉代铜镜的系统考察和分析，就山东地区汉代铜镜的制作和流通问题进行讨论，进而就汉王朝的铜镜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传播等进行探讨［24］。
2022年，白云翔就2017年韩国庆山市阳地里1号墓出土的3件西汉铜镜进行细致的观察和分析，并与中国境内出土的同类铜镜进行详细的比较研究，得出了阳地里1号墓出土铜镜中的昭明镜和星云纹镜“其产地很可能在汉代临淄一带”的认识［25］。
此外，与汉代临淄铸镜业有关的论述还有，杨勇关于汉代铸镜技术的简论［26］、赵娜等基于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对汉代铜镜铸造技术相关问题的讨论［27］等。总之，最近十多年间中日学术界关于临淄出土汉代镜范和铜镜的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汉代临淄铸镜业的认识。
二、汉代临淄的铜镜铸造与加工技术
技术，是手工业生产的核心，是它通过手工业生产这个平台，将各种自然的或人工的原材料转化为新的物质——产品。因此，技术是手工业考古最基本的研究内容之一。就铜镜铸造业来说，“明镜之始下型”［28］，其工艺技术的核心是铸造，而铸造的关键是镜范的制作和使用，因此，镜范的研究自然成为铸镜工艺技术研究的关键环节。
（一）关于镜范的制作问题
汉代临淄铸镜过程中镜范的制作和使用问题，《临淄铸镜业研究》曾提出并阐述了当时的认识。近十多年来，随着镜范的新发现、新观察、新研究并结合模拟实验，原有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并有所修正［29］。
关于制作镜范的原材料，《临淄铸镜业研究》认为：“汉代临淄制作镜范的原材料，是当地的一种含有较多黏土的细颗粒黄土，并在其中羼杂有一定比例的稻壳灰，或者是谷物秸秆或草木灰，以降低镜范结构的密度，增加透气性，从而极大地改善其充型能力。”近十多年来的研究，既证实了上述认识基本符合史实，同时又有所深化。
其一，关于镜范原料中羼杂稻壳灰的问题。阚家寨BⅠ地点的植物考古中虽然发现有水稻遗存，但数量很少，“水稻为本地种植还是贸易而来则需要更多田野资料”［30］。阚家寨BⅡ和BⅢ地点的植物考古结果同样如此，“这些稻谷究竟是当地种植的还是外来的仍有待进一步考证”［31］。但值得注意的是，阚家寨BⅡ和BⅢ地点出土的26粒稻米、稻米碎片和稻米基盘中，出土于阚家寨BⅡ地点的为24个，而该地点恰恰是铸镜作坊址所在，成为镜范泥料中确实羼杂有稻壳灰的一个旁证。
其二，关于镜范原材料的配料以及泥料中不同材料的配比问题。有学者基于镜范的显微分析认为，“它的主要成分是植硅石，也含有石英和黏土……黏土有可能来自淘洗后的生土，有意掺入的砂粒有可能来自古河道河砂”［32］。另有学者认为，“黄色土壤、白色土壤、灰色土壤、黑色土壤及古河道河砂都不可能是临淄镜范的配料……临淄镜范的XRD分析结果显示其物相组成明显比各类土壤少，并含有非晶SiO2，表明制作镜范的原料经过了精选，并掺杂了非晶SiO2材料，所有这些特征都表明临淄镜范为当地土样添加稻壳灰之后所致”；“临淄镜范很可能是用当地土壤（原生土）经淘洗，分选出一些云母钙质及细粒组分，然后再掺杂稻壳灰等制作而成”［33］。也有研究认为，“镜范中添加的是未完全燃烧的稻壳灰、植物茎秆灰等植物灰”；而“镜范中的多种植物种类，可能表明泥料为腐殖土。河塘或河道边的黑土由于含有多种腐烂的植物质，黏性很好，往黑泥中加入一定量的稻壳灰制备成制作镜范的混合料”［34］。有学者“根据6件镜范的成分分析及显微结构观察，初步推断镜范的基础配方包括植物硅酸体、黏土以及石英类硅质原料三种……可推断出镜范制作的一个近似配方为稻壳灰（植硅石）∶黏土∶砂（石英颗粒）为4∶5∶1，即配方中含有重量比约40%的稻壳灰、50%的黏土和10%的细砂”。临淄镜范中的“黏土颗粒含有高量的K2O，而CaO的含量则比较低……临淄镜范中黏土也可能来自遗址周边河道中淤积的黏土（有的地方称之为“黑垆土”——引者注）”［35］。镜范制作工艺的模拟实验研究表明，镜范的原材料为泥料、细砂和稻壳灰，三者的配比“按重量比，以1份泥料+0.4份稻壳灰+0～0.2份细砂为宜。泥料的选择需要既纯净、细腻，又具有较强的黏性……河道中黑色淤积土是制作镜范的良好泥料”［36］。综合起来看，制作镜范的主要原材料应当是具有一定黏结力的黏土、稻壳灰，并另加少量细河砂，而这种黏土很有可能是河道边的黑色淤积土。
其三，关于镜范的整体成型和型腔以及花纹、浇道、排气道的制作工艺问题。《临淄铸镜业研究》认为，汉代临淄镜范的制作是“模制法”和“刻制法”并用，并对其分别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和复原说明，这里不再复述。近十多年来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两种制法的存在及其总体的工艺技术，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首先，无论镜面范还是镜背范，其整体都是将制备好的范泥堆填到具有一定大小和形制（如圆首梯形等）的模板上，“边堆填边锤实，直到一定的形状与厚度”，镜范背面和四周的刮削痕和手指印痕（图1、图2），都可充分为证。但是，镜面范的型腔及其纹样、浇道和排气道的形成，则有不同认识，其实质是镜范的模制和刻制问题。日本学者南健太郎从日本出土的汉朝铜镜中辨析出了“踏返镜”［37］，而所谓“踏返镜”指的是用同一件铜镜作为镜模（即“原型”）翻制模印出镜范而铸造的铜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汉代铸镜曾采用模制法制作镜范。近年来，有学者对阚家寨BⅡ地点出土的BⅡH81∶8-①镜背范（样本号为LQ1）和BⅡH81∶492-④镜背范（样本号为LQ5）型腔的花纹进行放大观察的结果是，“阴纹线条上没有见到刻画线条的痕迹，纹饰是模印出来的”，换言之，“镜背范的纹饰是从镜模上翻制出来的”［38］，证明了当时镜范模制法的存在和应用。但是，我们在对镜范和铜镜的放大显微观察中，不仅多次确认了刻制镜范时的同心圆设计线和铜镜上的同心圆设计线，如临淄乙烯M31∶2草叶纹镜（图3）、SLQJF∶12草叶纹镜背范和淄江花园M237∶1草叶纹镜（图4）等，并且发现阚家寨BⅡZK1∶6镜背范和BⅡH15∶2镜背范等型腔的纹饰，“其线条不流畅且高低不平、粗细不匀的特点暴露无遗”［39］（图5、图6），说明其型腔及其纹饰是刻制而成的。同时，杨勇等在模拟实验中还发现，“在范坯成型阶段来模制浇道、排气道、型腔以及型腔纹饰，是很难操作的”，但在镜范范坯成型、晾干并经过焙烧之后，“通过挖、磨、刻等方法来制作镜范浇道、排气道、型腔乃至施加纹饰，都是完全有可能的，也是可行的”［40］。换言之，汉代临淄的镜范主要是刻制法制作的，而模制法“至少其应当不是镜范成型的主要方法”［41］。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有学者在整理辽代文献的过程中，发现一部辽代寿昌三年（1097年）刊印的5册一套的契丹文图册《铜镜》。该书每册10页，除了封面和封底外，正文有6页契丹文字和2页插图。发现者称：“仅从图像上看，该书对辽代铸镜工艺作了生动描述”，其“做范”图中（图7），“画面中央有一遮阳伞，其下摆两个桌子，均为长方形；一个契丹男子在一个桌子上揉泥，其前有一团已经揉好的泥，为制泥范提供原料；另一个桌子较大，桌上有两个方形干固的泥范，有一个契丹人正以刻刀在泥范上刻铜镜（实际上为‘型腔’—引者注）花纹，桌子右上角还有一个已经刻好的铜镜泥范。上述铜镜范，都是干固的，可以铸铜，但是它们是泥范，还是再经火烧为陶范，就不得而知了”［42］。这个文献所记述的镜范制作虽然是近千年前契丹人的做法，相去西汉已有千年之久，并且契丹人铸镜采用的是“单范”铸造而非双合范铸造，但它证明了刻制法的确是古代制作镜范的一种做法；从技术传承的角度来说，这种镜范的刻制法应当是从汉代乃至更早的时期传承下来的。总之，近年来的研究进一步证明，汉代临淄铸镜的镜范制作是模制法和刻制法并存，至于两者并存的原因以及主次或主辅关系等，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图1 临淄齐国故城出土蟠螭纹镜范背面手指印痕（引自《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1091页图3-8）1.阚家寨BⅡH82∶5 2.阚家寨BⅡH82∶2
图2 临淄齐国故城出土镜范侧面刮削痕（引自《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1091页图3-9）1.素面镜背范（LQC-JF0049） 2.镜面范（LQC-JF0008）
图3 临淄乙烯M31∶2草叶纹镜三维模型
图4 草叶纹镜和镜范上的同心圆设计线（引自《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1095页图3-13）1.SLQJF∶12草叶纹镜背范 2.淄江花园M237∶1草叶纹镜
图5 阚家寨BⅡZK1∶6镜背范刻划纹样（引自《中原文物》2020年第1期108页，图八）
图6 阚家寨BⅡH115∶2镜背范刻划纹样（引自《中原文物》2020年第1期108页，图九）
图7 辽代制作镜范图（据《民艺》2019年第6期119页，图1重绘）
需要指出的是，镜范的模制和刻制还涉及镜范制作工艺流程问题，即镜范的焙烧与镜范型腔制作的先后顺序问题。就镜背范而言，采用模制法翻制镜范是先成型（包括型腔及其纹样）后焙烧，而采用刻制法制作镜范，则是对范坯进行焙烧之后再刻制其型腔及其纹样和浇道、排气道等。但无论如何，镜范经过焙烧后再浇注是毫无疑问的，并且主要采用还原焰焙烧，于是镜范主要呈青灰色；少量采用氧化焰焙烧，于是镜范呈橙黄色或灰黄色等（也可能是采用还原焰焙烧但发生失误所致）。这已经为考古出土实物和模拟实验所证实。至于焙烧的温度，此前的认识是800～850℃，“处于方解石分解温度之上而又未达到烧结温度的合理范围之内”。近年来采用热膨胀测温方法进行检测的结果是，“所有样品在300～350℃均有一个大的波谷……可能此批镜范都未经400℃以上的温度焙烧”，而“未经400℃以上焙烧的镜范还不能称为陶器，因此，此批陶范称为‘泥范’更合理”［43］。但是，镜范制作模拟实验的结果是，其焙烧温度“基本可以确定在950℃以上，即处于烧结陶化状态”［44］。将以往的检测结果和近年来的模拟实验结合起来看，镜范的焙烧温度大致是在900℃左右，属于“陶范”无疑。
其四，镜范型腔表面的“细密化”问题。镜范制作的另一个重要环节，也是铸镜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之一，是镜范型腔及其纹样表面的“细密化”，使得铸件表面光滑并易于脱范。实物观察可知，镜范型腔的表面光滑，并且“不少镜范的型腔表面直接可以观察到有一层薄薄的表层，显然是型腔表面在模制或刻制出花纹后涂刷了一层细腻的涂料”。至于这种涂料的材质，近年来的研究获得一些新的认识。阚家寨BⅡJ3∶73镜背范（标本号LQ7）经检测发现，“型腔面和分型处磷的氧化物含量高（1.62%、2.83%和2.62%、2.85%），而镜范胎体中磷的氧化物含量为0.61%与0.66%”；阚家寨BⅡT3593②∶9镜面范（标本号LQ8）和阚家寨BⅡH82∶28镜面范（标本号LQ12）型腔面的检测结果，“与LQ7镜背范相似，也是含有较多的铅、微量的铜，磷的含量高于镜范胎体”；“型腔面上磷、钙等元素的含量高于镜范基体，磷的主要来源是草木灰，钙主要来源于方解石、草木灰等”，因此，“镜范型腔面上使用了脱范剂涂料，涂料的种类是草木灰一类”［45］。崔剑锋的研究表明，镜范型腔“在铸造前会在表面涂刷一层非常细腻的泥料，这层泥料很有可能是黏土和草木灰的混合泥料，以泥浆的形式涂刷到镜范表面，其厚度大概在0.1mm”，“其显著的化学特征是CaO含量明显偏高”［46］。模拟实验研究认为，镜范型腔表面的涂层，“是范坯焙烧好之后涂刷上去的，原料主要为细泥，另外还要加上蜂蜡或其他油性物质”［47］。毫无疑问，镜范在浇注前确实在型腔表面涂刷了一层涂料，但这种涂料的材料、配比及其制作方法等，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总之，关于镜范的制作工艺流程可大致复原为：“备料→制坯→晾干→刮削和修整→焙烧→修整和打磨→制作浇道、排气道和型腔→施加涂层→烘烤涂层面→刻制镜背范纹饰→施加涂层→烘烤涂层面”［48］。这一认识，也得到了镜范科技检测和分析的支持［49］。当然，这是采用刻制法制作镜范的工艺流程，如果采用模制法制作镜范，其具体步骤和细节当然会与之有所差异。
（二）关于铜镜的浇注和镜范的使用问题
铜镜的成型是通过浇注来完成的。关于汉代临淄铜镜的浇注方式和浇注过程，《临淄铸镜业研究》曾根据以往的研究进行了大致的复原和说明，近年来的发现和研究使之进一步细化，并且使以往的某些认识得到修正。
阚家寨BⅡ地点铸镜作坊址铸镜坑（ZK1）的发现，为了解当时的铸镜设施和铸镜过程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50］（图8）。该坑平面呈西端宽、东端窄的不规则形，东西长300厘米，南北宽90～180厘米，残存深度约30厘米，东部较浅，西部略深。中部偏东处有一个小砂坑，平面近椭圆形，东西长42厘米，南北宽25厘米，深约20厘米，坑内填满近灰色的河砂，这些河砂中曾检测出磷、铜、铅、氯、锌、溴等熔炼过程中易挥发的元素［51］，而这些元素在古河砂中并未检测到，由此推断该砂坑是浇注铜镜时摆放和固定镜范的设施。砂坑南侧地面夹杂一些红烧土，其分布和厚度不匀，应为高温烘烤所致，推测是放置熔铜炉或坩埚的位置。铸镜坑西部地面较平整，其北部有一处铜渣堆积，并残留镜范残块1件；北部坑沿内侧发现1件镜范和一处约20厘米见方的被污染的灰绿色土堆积，经检测，灰绿色土中包含大量铜、锡和铅等合金元素，还显微观察到直径约百微米级的小颗粒孔雀石和富锡颗粒，其中孔雀石颗粒呈束状并卷曲，外形与铜切削加工产生的碎屑相近，推测是修整和打磨铜镜形成的碎屑。综合分析，铸镜坑西部应为铸镜工匠进行铸镜并对铸件进行加工的活动区域。鉴于铸镜坑北侧发现有同期的“工棚”类房址，并且房址地面上发现有镜范残片，推测浇注铜镜的场地—铸镜坑可能是一处较浅的半地穴式建筑。另外，在ZK1西北约3米处有一座与之同期的水井（J3），而东偏南约8米处有一个与之同期的堆填大量灰色土的灰坑遗迹（阚家寨BⅡH81，灰色土中包含大量草木灰，或许与配制镜范型腔表面的涂料有关）［52］，都是与铸镜活动直接相关的铸镜设施。
图8 阚家寨铸镜作坊址铸镜坑（阚家寨BⅡZK1）
1、2.镜范 3.铜渣堆积 4.灰绿色土
汉代临淄铸镜采用双合范铸造技术，对于其浇注过程，《临淄铸镜业研究》复原为“合范→将合范后的镜范简单地作横向捆绑使两扇范紧密扣合，必要时用草拌泥涂抹两扇范之间的孔隙以避免铜液从两范之间缝隙溢漏→浇注”。对此，近年来的研究也特别加以关注，但是，铸镜前如何对镜范型腔面进行烘烤、合范之后两扇范的固定方式（是捆绑还是用某种夹具）、两扇范之间的缝隙是否用草拌泥涂抹等工艺细节，迄今尚未发现更多的证据。基于前人的研究和新的发现进一步得知，两扇镜范合范后浇注时是按70°角斜向放置，并且是向镜背范方向倾斜（即大致是镜背范在下、镜面范在上），以便铜溶液沿镜背范上的浇道顺畅地注入型腔。这也是镜背范既有浇口又有浇道、镜面范只有浇口的设计原理所在。
陶质镜范能否多次反复使用，是历来众说纷纭的一个问题。汉代临淄铸镜是否存在镜范多次反复使用即“一范铸多镜”的做法，以往我们曾经提出过疑问，但近年来的研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崔剑锋对2007年采集的SLQ-HB48镜背范（实验室编号为6号）进行扫描电镜观察和能谱分析后指出：“镜范表面白亮色条带状物出现了分层的现象……白亮色条带中含有很高的铅，说明这一层和铜镜铸造紧密相关。”因为，“每次浇铸镜范表面都会保留较高含量的铅，从而形成铅的层状富集。这使得我们通过富铅层的层数来判断浇铸次数……据此，我们可以清楚判断6号镜范非常明显出现了至少4层富铅层，从而表明其至少浇铸过4次”［53］。廉海萍认为，“镜面范可以多次使用。多次使用后的镜面范还可铲去一层表面层，用泥料重新制作一层厚2～3毫米的面层，焙烧后又可多次使用”［54］。考古学者通过对镜范的细致观察，也获得了镜范可多次使用的证据。一方面，从镜范断面观察，除了常见的呈渗透状的黑色层外，有时在镜范型腔表面涂层与黑色渗透层之间，还可观察到分布均匀的浅灰、红褐等其他颜色的层，说明镜范其表面可能多次受高温影响，即可能存在多次浇铸及多次烘烤。另一方面，浇铸使用过的镜范中，常可见到型腔及浇道和排气道上有修补痕迹，还有一些镜范存在改制现象，而这些修补和改制多发生在镜范浇铸使用之后，因此可以视为镜范能够多次浇铸、反复使用的重要证据。譬如，LQKBⅡH5∶38蟠螭纹镜背范，浇道右侧壁破损，用黄褐色细泥修补，修补的细泥覆盖原先的浇道面及其上黑色覆层（图9-1）；LQKBⅡH5∶60蟠螭纹镜背范，分型面表层剥落并有打磨痕迹，部分残损处可见明显修补痕迹，尤其是钮坑明显系用黄褐色细泥重新修补而成（图9-2）；LQKBⅡT3897②∶1蟠螭纹镜背范，分型面靠近镜缘处有一条圆弧形凹线向上延伸至浇道处，与镜缘略错位，内填黄泥，黄泥下可见黑色薄层，推测该范为改制范，即工匠将之前的镜背范浇注面磨平然后重新制作型腔等结构，圆弧形凹线处为之前镜范的镜缘位置，因较深而残留下来（图9-3）。因此，汉代临淄的铸镜“镜范从材质到结构设计和制法等方面的改进，都与能够多次浇铸使用这个目的有很大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55］。另据观察，临淄出土的淄江花园D区M981∶1草叶纹镜，其“日有熹宜酒食常贵富乐毋事”铭文中，“常”字的大部分缺失而只见左边的一竖笔和下边的一横笔，“樂”字上部中间的“白”字缺失［56］（参见第五部分），应当是镜范使用过后未对伤残部分进行修整而再次浇注造成的，成为镜范可多次反复使用的佐证。至于一件镜范最多能够浇铸多少次，尚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
图9 临淄齐国故城出土蟠螭纹镜背范上的修补和改制痕（引自《中原文物》2020年第1期111页，图一一）1. LQKBⅡH5∶38 2.LQKBⅡH5∶60 3.LQKBⅡT3897②∶1
汉代临淄铸造的铜镜为铜、锡、铅三元合金（表1）。2007年发表的2件铜镜的检测数据均为高锡青铜，并且遄台路M22蟠螭纹镜（铜68.95%、锡28.95%、铅0.75%）的含锡量明显高于保健院汉墓草叶纹镜（铜71.32%、锡24.53%、铅2.7%）［57］。近年来临淄出土铜镜多批次的科技检测分析，进一步丰富了铜镜成分数据的同时，同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有学者对临淄地区出土的8件铜镜进行检测，其中4件保存状态较好，获得了比较可靠的数据［58］：范家村C∶01蟠螭纹镜（样品号LZ04）为铜74.69%、锡20.85%、铅4.46%；石鼓村M26∶1草叶纹镜（样品号LZ01）为铜72.87%、锡24.25%、铅2.88%；另两件为范家村C：02连弧纹镜和棕榈城M465：3素面镜，两者金属成分相近，分别为铜72.81%和71.71%、锡24.68%和25.14%、铅2.51%和3.15%。就这4件铜镜的铜锡铅含量的平均值（铜73.02%、锡23.73%、铅3.25%）而言，与以往对西汉铜镜合金成分的检测结果（铜72.6%、锡22.9%、铅4.32%）［59］大致接近；但就检测样本之间的数据而言，其检测结果则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仅就锡含量而言，石鼓村M26∶1草叶纹镜（锡24.25%）明显高于范家村C∶01蟠螭纹镜（锡20.85%），而连弧纹镜、素面镜与草叶纹镜接近。另据石鼓村草叶纹镜断面金属成分的扫描电子显微镜检测［60］，其结果为铜68.57%、锡26.54%、铅4.64%，在已检测的铜镜样本中，其含锡量仅低于此前检测的遄台路M22蟠螭纹镜的28.95%。考古学研究表明，就其流行年代来说，蟠螭纹镜（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总体上早于草叶纹镜（西汉初至西汉中期），连弧纹镜、素面镜总体上与蟠螭纹镜相近。从迄今所知铜镜金属成分的检测结果来看，还难以得出临淄造铜镜的锡含量战国末年高于西汉前期的结论。综合起来看，汉代临淄铸造的代表性镜类之一的草叶纹镜的金属成分是：铜68.57%～72.87%、锡24.25%～26.54%、铅2.7%～4.64%，也就是说，锡含量比较稳定，在25%左右，而铜含量和铅含量则变化较大，由此可以修正以往关于战国和西汉早期铜镜锡含量低于22%的认识［61］。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镜类相同，其成分也有所差异。譬如，同样是草叶纹镜，仅就其锡含量而言，保健院草叶纹镜为24.53%、石鼓村M26∶1草叶纹镜为24.25%、石鼓村草叶纹镜为26.54%，而以往检测的一件临淄出土草叶纹镜为20.81%［62］。如果假设这些铜镜均为临淄当地所产（这种可能性非常之大），同时假设这些检测数据不存在误差（实际上，这种误差是存在的［63］），那么，这种合金成分的异同，一方面说明当时各铸镜作坊之间可能存在着大体一致的青铜合金配方；另一方面则说明，不同铸镜作坊乃至同一作坊不同批次铸造的铜镜，其金属成分的比例实际上有所差异，而这种差异可能是有意为之，也可能是配料时把握不准所致。
至于铸镜金属铜、锡、铅的来源问题，也有所进展。铅同位素比值测定是目前用于古代青铜器矿料产源研究比较成熟的方法。临淄出土的2件铜镜的铅同位素测定表明，保健院汉墓草叶纹镜具有典型“华北铅”铅同位素组成特征，而遄台路M22蟠螭纹镜的铅同位素比值则具有华南地区铅矿料的特征。据此有学者推论，“草叶纹镜是使用临淄本地的矿料铸造的，蟠螭纹镜的矿料则很有可能来自长江中下游铜矿成矿带”［64］。也有学者对8件临淄地区出土汉代铜镜进行分析后认为：“铜镜铅含量都在2.5%以上，可认为这部分铅是故意添加而非来自铜料。其铅同位素数据指示了铅料来源。”同时，8件铜镜的铅同位素可以分为2组，其中5面铜镜“落入华北省……3面铜镜落入杨子省”；进而结合文献记载和现代地质调查推论，“临淄铜镜中华北铅料极大可能就是来自烟台市的招远地区……西汉时期临淄使用了本地或者附近地区的矿料进行包括铸镜在内的冶金活动”［65］。如此说来，临淄地区以及山东半岛早在先秦和秦汉时期就开始了铅锌矿的开采和冶炼，因此，寻找古代铅锌矿的开采和冶炼遗存，是今后山东地区考古的重要课题之一。
（三）关于铜镜的铸件加工问题
铜镜铸造成型之后需要对铸件进行多种加工，方可成为能够实用的铜镜，而铸件加工的工序和内容复杂，包括镜体的热处理、机械加工和镜面的表面处理等。近年来的研究既取得一进展，也提出了新的问题。
一般认为，铜镜铸件需要进行淬火或回火等热处理，以提高铜镜的强度和塑性，改善其机械性能，延长其使用寿命［66］。同时有学者认为，有些镜面略外弧的所谓“凸面镜”是通过淬火等热处理获得的。据对临淄出土的铜镜残片和破裂铜镜的观察，铜镜断裂面一般虽然比较平滑，但既不像铸态镜那样光亮平滑，又不像淬火态镜那样具有明显的凹凸，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如石鼓村草叶纹镜残片等。如果参照日本学者关于铸态镜和淬火态镜断裂面特征的研究［67］，同时假设上述观察的铜镜为临淄当地所产，那么或可认为，汉代临淄铸镜大多存在着铸成后的淬火或回火之类的热处理，以改善铜镜的物理性能。但是，有学者对临淄齐国故城南郊出土的8件西汉铜镜检测分析后认为，“8面铜镜都是经过铸造而成，没有受过热锻和冷加工处理”［68］。如此说来，汉代临淄铸镜是否存在铜镜铸成后的热处理问题，还有待于更多更确凿的证据。
关于铜镜铸件的整形处理和机械加工，主要是采用物理手段剪除浇道铜、清除铸件周边的毛刺、消除铸件表面上的“铸瘤”、填实镜体表面的气孔或砂眼之类的铸造缺陷等。阚家寨BⅡ铸镜坑的西部发现有细微颗粒状金属碎屑，证实了铜镜铸件机械加工的存在，但具体的加工工艺，尤其是“磨镜”等镜面处理工艺技术等，尚无有效的证据。铜镜铸件的镜面加工，作为铜镜铸造加工的重要环节之一，古文献中多有“文学性”或比较笼统的记述［69］。据有的学者研究，铜镜铸件的镜面处理，实际上包括两道工序：即“刮”和“磨”［70］。通过刮，以“增损高下”，使镜面平整，或加工成“凸面”或“凹面”，即形成所需的“镜面曲率”；在刮的基础上通过“磨”，使镜面光亮可照人—实际上，“磨”也存在着前后两道工序，即第一步是磨平，第二步是抛光。阚家寨BⅡ铸镜坑颗粒状金属碎屑的发现，或可视作镜面加工中“刮削”工序存在的旁证；而阚家寨BⅡ发掘区出土的红褐色粗砂岩“石磨盘”、酱褐色竹叶状灰岩制成的表面光滑的“圆饼形石器”以及大量的砺石等［71］，可能与镜面的加工有关。与此同时，通过对铜镜的细致观察，还获得了有关铸件加工的诸多信息。
首先，铜镜周缘的加工。根据对铜镜上残留的加工痕迹的细微观察可知，先是采用剪切或刮削等方法去除周缘的铸造毛刺等，然后再进行“磨圆”，以便使镜缘尽量圆润、光滑。经仔细观察，有些铜镜的周缘可见若干研磨形成的“平面”，说明周缘的磨制可能不是采用旋转的轮盘装置，而是手工磨圆。这在“改制镜”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其次，关于镜背纹样的加工问题。铜镜铸成后的镜背及其纹样是否进一步加工处理，以往关注不多。据对临淄出土汉镜的细微观察可知，铜镜铸成后，为了增强镜背纹样的表现力，往往采用铲削或刮削的方法，对纹样局部进行加工修饰，尤其是在四乳草叶纹镜上更为常见。四乳草叶纹镜的镜钮周围往往有一周或两周的双线方格框，四乳外侧往往饰有花苞纹样，方格框的四个外角往往有枝叶花苞或枝叶射线之类的纹样，而双线方格框、枝叶和花苞往往经过铲削或刮削之类的加工处理。譬如，淄江花园D区M743∶1草叶纹镜，其镜背上的花苞纹和枝叶纹均经过这样的刮削修饰，使得平面纹样变为“下凹式”纹样；双线方格框的双线之间的平面，也经过类似的刮削处理，增强了纹样的锐度和表现力（图10）。又如，淄江花园D区M981∶1草叶纹镜，其枝叶和花苞刮削加工痕迹明显（图11；又参见图48）；临淄金鼎绿城M315∶1草叶纹镜的枝叶、花苞和双线方格框，其修饰加工的刮削痕迹同样清晰可见。再如，临淄金鼎绿城三期M1017∶1博局草叶纹镜上的博局纹，也同样采用类似的加工处理［72］。这样加工的目的，或许在于“破坏”其发乌的浇注面而使之发亮，并且使平面或凸面花纹变成凸线条环绕的凹面花纹，从而使镜背纹饰更具有层次感和立体感，如乙烯M31∶2草叶纹镜等（参见图3）。这种现象在临淄出土的四乳草叶纹镜、博局草叶纹镜中几乎普遍存在［73］，说明当时临淄铸镜的铸件加工曾普遍采用这种工艺，似乎是临淄铸镜的一种技术特色。若是，这或可成为铜镜产地“临淄风格”的要素之一。
图10 淄江花园D区M743∶1草叶纹镜和花苞刮削痕
（引自《中原文物》2020年第1期107页，图七）
图11 淄江花园D区M981∶1草叶纹镜花苞和枝叶表面刮削痕1. 花苞刮削痕 2. 枝叶刮削痕
再者，关于“改制镜”问题。铜镜的改制—“改制镜”与铜镜铸件加工有所关联。一般所言铜镜的铸件加工，是指铜镜铸造成型之后经过各种形式的加工使之成为能够使用的器具，而改制镜则是将铸造成型的铜镜尤其是使用过的铜镜基于某种原因—大概率是加工过程中的破损或使用过程中的破损—经过再加工改变其大小，使之成为一种“新”的铜镜而得以使用。其突出特征是：镜体较小，镜体显得厚重，镜背纹饰及布局总体上感觉“少见”，甚至其镜体厚度和镜体大小具有某种不协调的“违和感”。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临淄出土的汉代铜镜中，有些看似完整，但细察之则可知是由其他铜镜改制而成的。譬如，金鼎三期M1074∶1“四乳弧线纹镜”，连峰钮，环绕镜钮周围饰四组弧线纹、四乳丁及一周凸弦纹，十六内向连弧纹缘，直径5厘米，镜体厚重，镜缘周边的磨圆痕迹明显（图12）。该镜看似是一件纹饰独特的完整的铜镜，但将其与类似的铜镜比较并细致观察其加工痕迹等可知，它实际上是由一件星云纹镜改制而成，即星云纹镜的中央部分。如临淄农行M1∶1星云纹镜［74］和南马坊棠悦M1067出土星云纹镜［75］的中央部分均与之雷同。很显然，它是一件星云纹镜的“改制镜”。与之类似，乙烯生活区M40∶1“弧线指甲纹镜”，连峰钮稍残，镜钮四周饰四组指甲纹和弧线纹以及其外侧的一周凸弦纹，十六内向连弧纹缘，直径4.9厘米（图13）；临淄商王墓地康平里M23出土的所谓“弦纹镜”，直径6.3厘米［76］。根据其连峰钮、钮座周围的纹样及连弧纹缘可知，这两件铜镜同样是由星云纹镜改制而成。又如，乙烯生活区M13∶1“连弧纹镜”，半球形钮，圆形钮座，主纹区分布四组指甲纹和弧线纹，八内向连弧纹缘，镜缘外侧有明显的磨圆痕迹，直径3.4厘米，钮径0.9、钮高0.5厘米，无论其大小、镜背纹样还是镜缘的磨圆痕迹，都显示出它是一件铭文圈带镜的中央部分（图14）。临淄地区西汉墓出土的14件“见日月心”铭等连弧纹单圈铭带镜，直径6.7～10.3厘米［77］，其中央部分大多与之基本相同。另外，翰林院M86∶1“联珠纹镜”，半球形钮，十二联珠纹钮座，素平缘较窄厚，镜缘里侧一周斜线栉齿纹带，直径7.4厘米（图15），显然也是一件连弧纹铭带镜的改制镜［78］。总之，这种铜镜不是有意识设计铸造，而是利用残次或废旧铜镜改制而成，并且应用于日常生活之中。这种改制镜在其他地区也有所发现［79］，但为数甚少。尽管改制镜的具体加工工艺尚不清楚，但改制镜在临淄地区的较多发现，不仅证明了当时铜镜铸造和使用过程中存在着“残品再加工”和“破镜再利用”，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汉代临淄铜镜铸造和加工技术的发达，尤其是铜镜机械加工技术具有的高水平。因为，就铜镜的机械加工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残品或破镜的再加工要难于新铸镜。
图12 改制镜（金鼎三期M1074∶1“四乳弧线纹镜”）
图13 改制镜（乙烯生活区M40∶1“弧线指甲纹镜”）
图14 改制镜（乙烯生活区M13∶1“连弧纹镜”）
图15 改制镜（翰林院M86∶1“联珠纹镜”）
三、汉代临淄造铜镜的产品类型及其产地风格
基于临淄齐国故城出土的汉代镜范，《临淄铸镜业研究》曾指出：“汉代临淄所产铜镜的类型……计有蟠螭纹镜、四乳弦纹镜、四乳龙纹镜、四乳草叶纹镜和博局草叶纹镜等五种类型。”近年来的发现，一方面证实了上述各类铜镜的存在，同时进一步丰富了上述各种镜类的型式；另一方面，又有新的镜类发现和确认，主要有花叶纹镜、星云纹镜以及素面镜等。以镜范的发现为基础并结合考古遗物产地推定法［80］可知，汉代临淄造铜镜的类型主要有：蟠螭（蟠虺）纹镜、四乳弦纹镜、四乳龙纹镜、草叶纹镜、花叶纹镜、星云纹镜和素面镜等。这里在《临淄铸镜业研究》类型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各种镜类的型式构成及其产地风格做进一步讨论［81］。
（一）蟠螭（蟠虺）纹镜
《临淄铸镜业研究》将此类铜镜细分为：A型，缠绕式蟠螭纹镜［82］（图16）；B型，菱格蟠螭纹镜（图17）［83］；C型，四乳蟠螭纹镜（图18）［84］；D型，连弧纹带简化蟠虺纹镜（图19）。除这4型蟠螭（蟠虺）纹镜之外，根据新发现的镜范，至少还可增加4个新的型式。
图16 A型缠绕式蟠螭纹镜（临淄商王村M49∶2）
图17 B型菱格蟠螭纹镜（盛世豪庭M301∶1）
图18 C型四乳蟠螭纹镜（棠悦小区采集099）
图19 D型连弧纹带简化蟠虺纹镜背范（临淄齐国故城出土）1. SLQJF∶77 2.SLQJF∶29
E型 四乳凹带蟠螭纹镜，主要特征是主纹区的地纹之上饰以蟠螭纹和一周凹面圈带作为主纹，一般凹带上还有四乳，如阚家寨BⅡH115∶2蟠螭纹镜背范［85］（图20-1）。此型铜镜在临淄地区多有发现（图21）［86］。
F型 凹面连弧纹带蟠螭纹镜，其主要特征是主纹区的地纹之上饰以蟠螭纹和凹面弧线构成的八内向连弧纹作为主纹，如临淄LQC-JF0026蟠螭纹镜范［87］ （图20-2）。此型镜在临淄地区也有发现（图22）［88］ 。
G型 花叶蟠螭纹镜，突出特征是主纹区的地纹之上饰以蟠螭纹、四组心形花瓣加乳丁构成的“花叶纹”以及一周凹带为主纹，如临淄LQC-JF0039蟠螭纹镜范［89］ （图20-3）。此型 镜在临淄西汉早期墓中有所发现（图23），有的主纹区外侧还有一周十六内向连弧纹带［90］ 。
图20 临淄齐国故城出土蟠螭纹镜背范1. E型（阚家寨BⅡH115∶2） 2. F型（LQC-JF0026） 3. G型（LQC-JF0039）
图21 E型四乳凹带蟠螭纹镜（齐鲁塑编厂M9∶1）
图22 F型凹面连弧纹带蟠螭纹镜（瑞泉阳光北区M39∶1）
图23 G型花叶蟠螭纹镜（淄江花园D区M965∶1）
H型 镜钮、镜缘、主纹区纹样及配置与C 型四乳蟠螭（蟠虺）纹镜相同，即三弦钮，匕形缘，主纹区稀疏的斜线地纹之上饰四个乳丁和四组蟠虺纹，镜体较薄、较小，但是，镜钮周围不是一周凹带，而是饰以方格框，方格框内铸有铭文，铭文有“常贵富乐毋事”“常贵乐未央毋相忘”“见日之光天下大明”“见日之光长毋相忘”等［91］ ，或可称之为“方格框铭文四乳蟠虺纹镜”（图24）。此型镜的镜范在临淄齐国故城尚无发现，但这种铜镜在临淄地区的西汉早期墓中多有发现，并且其风格与临淄出土的四乳蟠虺纹镜雷同，况且其镜钮四周方格框的结构和铭文及排列方式等，又与临淄出土的西汉前期的四乳草叶纹镜雷同，推测或许是汉代临淄当地所产。
上述各型铜镜中，发现数量多、产地风格明显的是D型镜，这里就此做进一步讨论。D型镜即连弧纹带简化蟠螭纹镜—宜称为“连弧纹带蟠虺纹镜”，其基本特征是：三弦钮，匕形缘，镜缘内侧为一周十六内向连弧纹带；主纹区饰稀疏的斜线纹或涡卷纹为地纹，地纹之上饰以四组“S”形蟠虺纹为主纹；镜体较薄、较小，直径在7.8～12厘米，大多为8～9厘米［92］，流行于西汉早期。此型铜镜又可分为三个亚型，即：亚型a，镜钮周围环绕一周凹带，四组蟠虺纹之间无乳丁间隔［93］（图25）；亚型b，镜钮周围环绕一周凹带，蟠虺纹间饰四个乳丁，可称为“连弧纹带四乳蟠虺纹镜”［94］（图26）；亚型c，镜钮周围有一个凹面双线方格框，蟠虺纹上饰乳丁，可命名为“方格框四乳蟠虺纹镜”（图27），发现较少［95］。
图24 H型方格框铭文四乳蟠螭纹镜（金鼎绿城三期M270∶1）
图25 Da型连弧纹带蟠虺纹镜（泰东城义乌小商品城M182出土镜）
图26 Db型连弧纹带蟠虺纹镜（棠悦小区M395出土镜）
图27 Dc型连弧纹带蟠虺纹镜（金鼎绿城三期M448出土镜）
（二）四乳弦纹镜
这类铜镜的镜范，此前所知数量有限并且型腔的花纹大致相同［96］ ，《临淄铸镜业研究》未对此进行类型学分析。近年来新发现的镜范表明，这类铜镜尽管其总体特征大致相同，即三弦钮，无地纹，以四个乳丁及凹面弦纹带为主要装饰，直径一般在8.1～13.5厘米，个别的直径为15.69和18.83厘米，但其镜背纹样的细部结构还是多有差异，据此可分为三型。
A型 匕形缘，镜缘与四乳弦纹之间饰一周内向连弧纹带，而根据连弧纹带的结构又可细分为两个亚型。Aa型，连弧纹带为十六内向连弧纹带，如阚家寨BⅡH65∶1、阚家寨BⅡH118∶4（图28-1）、阚家寨BⅡH118∶1镜背范等［97］。此型镜发现较多，如金鼎绿城三期M125∶1（图29）、乙烯生活区M49∶1、淄江花园A03M143∶1、淄江花园J组团M303出土镜等［98］ 。Ab型，连弧纹带为十二内向连弧纹带，此型镜范尚未发现，但发现有此型铜镜，如光明小区二期M114∶2镜［99］ （图30）。
B型 匕形缘，镜缘与四乳弦纹带之间饰一周凹弦纹但无连弧纹带，如阚家寨BⅡZK1∶6镜背范，铸件直径13.5厘米（图28-3）［100］ ，但此型铜镜在临淄地区尚未见到。
C型 镜缘为十六内向连弧纹，其他纹样及其布局与A型和B型略同，如阚家寨BⅡH115∶5、阚家寨BⅡH146∶4镜背范［101］（图28-2）等，但此型铜镜在临淄地区尚未见到。
四乳弦纹镜尤其是此类铜镜镜范的较多发现表明，这种铜镜是汉代临淄造具有特色的镜类之一，尤其是A型连弧纹带四乳弦纹更是其主要镜型，并且其产地风格也最为突出。
图28 临淄齐国故城出土四乳弦纹镜背范1. Aa型（阚家寨BⅡH118∶4） 2. C型（阚家寨BⅡH146∶4） 3. B型（阚家寨BⅡZK1∶6）
图29 Aa型四乳弦纹镜（金鼎绿城三期M125∶1）
图30 Ab型四乳弦纹镜（光明小区二期M114∶2）
（三）四乳龙纹镜
四乳龙纹镜也是汉代临淄造铜镜中有特色的一种，但囿于此前镜范的发现有限，《临淄铸镜业研究》未对其进行类型学分析。此类镜的镜背范以往发现过2件，即SLQJF∶19（图31-3）和LQKJ∶03镜背范［102］；近年来，阚家寨BⅡ发掘区又出土2件，即阚家寨BⅡH143∶1和阚家寨BⅡH118∶2镜背范［103］（图31-1、图31-2）。据此可知，四乳龙纹镜的基本特征是：三弦钮，主纹区饰以4个乳丁、乳丁之间或者环绕乳丁盘绕龙纹，龙纹用凸线条表现，形象、生动，但龙纹形态、数量及其布列方式多有差别。迄今所见4件四乳龙纹镜背范的铸件复原直径分别为10.2厘米和10.3厘米。此类铜镜在临淄地区西汉早期墓中多有发现。根据镜缘形制、龙纹形态及布列方式，至少可分为三型。
A型 四乳双龙镜。匕形缘，镜缘内侧有一周弦纹，圆圈钮座，主纹区的涡卷纹地纹之上饰4个乳丁和两条长龙，乳丁分别位于龙身中部和双龙之间。如淄江花园D组团M443出土镜，龙体较粗壮，直径10.5厘米［104］（图32）。此型镜的镜范有所发现。
B型 四乳四龙镜。匕形缘，镜缘内侧有一周弦纹，圆圈钮座，主纹区的涡卷纹地纹之上饰4个乳丁和4条S形龙，四龙首尾相连，龙尾环绕四乳［105］。如淄江花园A组团M455出土镜，龙体较细，直径11.5厘米（图33）。此型镜的镜范有所发现。
C型 四乳铭文四龙镜。十六内向连弧纹缘，主纹区无地纹，饰以4个乳丁和4条龙为主纹，乳丁位于四龙之间，镜钮周围饰以凹面方格框，方格框与主纹之间铸有铭文［106］。如淄江花园方正2009M340出土镜（图34），铭文为“愿长相思幸毋见忘”，直径11.6厘米。此型镜的镜范尚未见出土，究竟是否为临淄当地所产，还有待更多的发现和研究［107］。
图31 临淄齐国故城出土四乳龙纹镜背范1. 阚家寨BⅡH143∶1 2. 阚家寨BⅡH118∶2 3. SLQJF∶19
图32 A型四乳龙纹镜（淄江花园D组团M443出土镜）
图33 B型四乳龙纹镜（淄江花园A组团M455出土镜）
图34 C型四乳铭文龙纹镜（淄江花园方正2009M340出土镜）
（四）草叶纹镜
根据此前镜范的发现，《临淄铸镜业研究》曾将草叶纹镜分为四乳草叶纹镜和博局草叶纹镜两类。近年来镜范的发现虽然不少，但其中草叶纹镜的镜背范并不多，因此，关于四乳草叶纹镜和博局草叶纹镜没有获得更多新的认识，但发现了一种以往未知的草叶纹镜类型—暂且命名为“异体草叶纹镜”。
四乳草叶纹镜是汉代临淄造铜镜中最为常见、最具代表性并且产地风格明显的镜类之一（图35-1、图35-2、图35-5），其基本特征是：半球形钮，一般为柿蒂纹钮座，方格框铭文带，有铭文，铭文方格框四内角饰以桃形花苞，或斜线方块，或一对三角回纹，或乳丁等，主纹区饰四乳丁（铭文方格框的外侧居中）及其外侧的桃形花苞、两侧的草叶纹，铭文方格框四外角常见饰射线枝叶或枝叶花苞，十六内向连弧纹缘。《临淄铸镜业》将其分为三型。A型，单层草叶纹镜，均为八字铭文，根据铭文方格框四外角的装饰不同分为二式，其中，Ⅰ式的铭文方格框四外角饰射线枝叶（图36），Ⅱ式的铭文方格框四外角饰枝叶花苞（图37）。B型，叠层草叶纹镜，根据铭文方格框四外角的装饰不同分为二式，其中，Ⅰ式的铭文方格框四外角饰射线枝叶，铭文或为八字铭文，或为十二字铭，如金鼎三期M626∶1为“日有熹宜酒食长贵富乐毋事”十二字铭（图38）；Ⅱ式的铭文方格框四外角饰枝叶花苞，铭文或为八字铭文（图39），或为十二字铭文。C型，三叠层草叶纹镜，如淄江花园T区M241∶1镜，圆形钮，柿蒂纹钮座，钮座外一周铭文方格框，框内有右旋读铭文“见日之光君月之明天下大阳所言必当”十六字铭，四外角饰枝叶花苞，四边外侧居中饰一组由心形花瓣加乳丁构成的“花叶纹”，花叶纹两侧为三叠层草叶纹，十六内向连弧纹缘，直径23厘米（图40）。青岛平度界山M1∶13草叶纹镜，也属此型［108］。
图35 临淄齐国故城出土草叶纹镜背范（引自《临淄齐国故城冶铸业》，第1089页图3-6）1、2、5. 四乳草叶纹镜范（LQC-JF0005、LQC-JF0002、SLQJF∶15） 3、4. 博局草叶纹镜范（SLQJF∶66、SLQJF∶02） 6. 异体草叶纹镜范（阚家寨BⅡT3696④∶1）
图36 A型Ⅰ式四乳草叶纹镜（永流小区M149∶1）
图37 A型Ⅱ式四乳草叶纹镜（淄江花园K03-1号车库M685∶1）
图38 B型Ⅰ式四乳草叶纹镜（金鼎三期M626∶1）
图39 B型Ⅱ式四乳草叶纹镜（光明小区二期M173∶1）
图40 C型四乳草叶纹镜（淄江花园T区M241∶1）
博局草叶纹镜作为汉代临淄造草叶纹镜的一种，数量虽然不多，但颇具特色（见图35-3、图35-4）。其基本特征是：半球形钮，一般为柿蒂纹钮座，方格框内有的无铭文，有铭文者均为八字铭，四外角饰V形纹，四边外侧居中饰T形和L形纹以及桃形花苞，其两侧饰草叶纹，十六内向连弧纹缘。《临淄铸镜业研究》将其分为二型：A型，单层草叶博局草叶纹镜（图41）；B型，叠层草叶博局草叶纹镜（图42）。
异体草叶纹镜，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其草叶纹的布列方式明显有别于常见的四乳草叶纹镜和博局草叶纹镜，即方格框四边外侧的草叶纹不是两列而是单列，有的在方格框四外角也饰以草叶纹。目前仅见的阚家寨BⅡT3696④∶1草叶纹镜背范（见图35-6）［109］，其铸件复原为十六内向连弧纹缘，方格框四边外侧居中各饰一列草叶纹，方格框四外角饰射线枝叶，铭文为“见日之光……当”，钮式和钮座不明，直径10.7厘米。此类草叶纹镜在临淄地区西汉墓中有所出土，但与此镜范铸件相同者尚未见到。如金鼎绿城三期M983∶1草叶纹镜即属此类，但其方格框四外角所饰为枝叶花苞，铭文为“见日之光天下大阳服者君卿”十二字铭，直径10.2厘米（图43）；淄江花园万泰M257∶1草叶纹镜亦属此类，但其方格框四外角饰枝叶草叶，铭文为“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八字铭，直径12.8厘米［110］（图44）。看来，这种草叶纹镜应该包括若干不同的型式。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临淄齐国故城虽然发现有异体草叶纹镜范（阚家寨BⅡT3696④∶1），临淄地区也出土有异体草叶纹镜，但其中有的铜镜其产地风格与临淄造明显有别，如金鼎绿城三期M983∶1草叶纹镜等，或许其产地并非在临淄，尽管它们发现于临淄地区。
总体上说，迄今临淄齐国故城出土的镜范中尽管以草叶纹镜范最多，而临淄地区西汉墓也出土有大量草叶纹镜，然而，临淄地区出土的草叶纹镜中，有些型式的镜范尚未见到，同时，有些镜范的铸件也尚未见到。这当然与镜范和铜镜的发现都尚有不足有关，但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值得注意。
图41 A型博局草叶纹镜（金鼎绿城三期M1017∶1）
图42 B型博局草叶纹镜（盛世豪庭M232∶1）
图43 异体草叶纹镜（金鼎绿城三期M983∶1）
图44 异体草叶纹镜（淄江花园万泰M257∶1）
（五）花叶纹镜
花叶纹镜的镜范，是近年来临淄齐国故城新发现的一种镜范类型，目前仅发现1件，即阚家寨BⅡH120∶2（图45-1）。该镜范的铸件是，螭虎形钮，方形钮座，钮座外一周方格框，框内有铭文“□相思毋相□……”，四外角饰枝叶花苞，四边外侧居中饰一组由心形花瓣加乳丁构成的“花叶纹”，十六内向连弧纹缘，直径无法复原［111］。花叶纹镜在临淄地区西汉墓中有所出土，但与之相同者乃至近似者尚未见到。如淄江万泰M208∶1镜，虽然属于花叶纹镜类，但与阚家寨BⅡH120∶2镜范的铸件之间多有差异，方格框四外角不是枝叶花苞而是枝叶草叶，铭文的内容及排列方式也不相同［112］（图46），总体风格也表现出明显差异。
花叶纹镜范目前仅一件，并且临淄地区出土的花叶纹镜数量也有限。尽管如此，花叶纹镜范及铜镜的发现表明，花叶纹镜也是当时临淄造铜镜的类型之一，只不过其产量可能有限［113］，或许与这种铜镜铸造的时间长短有关，也可能与只有某个作坊铸造有关。
（六）星云纹镜
星云纹镜范，也是近年来临淄齐国故城新发现的一种镜范类型，目前仅发现1件，即LQC-JF0028（图45-2）。该镜范残存整个镜范的约五分之二，但型腔面多残损，仅可见连峰钮坑、圆圈钮座、八联珠座乳丁、不规则分布的乳丁纹、内向连弧纹缘等，复原直径10.2厘米［114］。星云纹镜在临淄地区汉墓中多有发现，《临淄战国汉代铜镜》即收录34件，其中，金鼎绿城三期M1021出土镜［115］（图47）与LQC-JF0028镜范铸件类似，但其细部仍多有差异。
尽管如此，星云纹镜范的出土，说明星云纹镜也是汉代临淄造铜镜类型之一，这对于认识汉代临淄铸镜业兴盛的年代下限颇具价值。
图45 临淄齐国故城出土镜背范（引自《临淄齐故城冶铸业》，第1089页图3-7）1. 花叶纹镜范（阚家寨BⅡH120∶2） 2. 星云纹镜范（LQC-JF0028） 3. 素面镜范（LQC-JF0016）
图46 花叶纹镜（淄江万泰M208∶1）
图47 星云纹镜（金鼎绿城三期M1021出土镜）
（七）素面镜
素面镜的镜范残片以往有所发现，但因残破过甚而难以辨别是镜面范还是镜背范。近年来临淄齐国故城发现的型腔为平面的镜范中，有19件保存有钮坑、镜缘以及浇道和排气道等，从而可以确认是素面镜的镜背范。如阚家寨BⅡH82∶1，残存镜范的右半大部，可知其铸件为三弦钮，镜体为素面平板状，镜缘略厚，复原直径约7.8厘米［116］。又如，LQCJF0016镜背范，残存其右部和下部，可知其铸件为三弦钮，镜体为素面平板状，镜缘、略厚，复原直径6.4厘米［117］（图45-3）。这种素面镜在临淄地区西汉早期墓中多有发现，如《临淄战国汉代铜镜》收录8件，直径7～12.5厘米［118］，其中淄江花园D组团M382∶1素面镜，其背面清晰可见布纹痕迹；本书上编《临淄出土汉代铜镜》收录17件，直径6.9～13.1厘米。
由此可知，素面镜是西汉早期临淄造铜镜的常见类型之一，只不过其中有些是不是彩绘镜的镜体，尚值得注意。
总之，上述七类铜镜以及同一镜类还可划分为多种型式表明，汉代临淄造铜镜类型多样、数量众多，生产规模大，临淄是当时重要的铜镜铸造基地之一。至于多种镜类以及同一镜类还包括多种不同型式的成因，可能与临淄盛产铜镜的时间长达百年以上—不同时期铸造的铜镜不同有关，也可能与多个作坊同时生产—不同的作坊铸造的铜镜有所差异有关。
四、汉代临淄造铜镜的流布
产品的传播和流通，是手工业考古的重要内容之一，铸镜业考古亦然。汉代临淄造铜镜类型及其产地风格的初步究明，为进一步探究汉代临淄造铜镜的流布提供了可能。
《临淄铸镜业研究》基于当时的考古发现和对临淄造铜镜类型及其产地风格的认识，以最为典型和最为常见的四乳草叶纹镜为例，提出了汉代临淄造铜镜的产地风格—“临淄风格”，并据此对其传播和流通进行了考察，得出了以下认识。“临淄及其邻近地区即当时的齐国境内，是临淄造铜镜的主要传播和流通地区”，“今河南和陕西也是临淄造铜镜的重要传播和流通区域”；西汉临淄造铜镜的“传播和流通地域，南至长江中下游的今安徽、上海、浙江、江西和湖南等地，乃至岭南的桂东一带，西到当时的首都长安，北达今辽宁乃至吉林的西南部地区”，同时，“还向东北渡过大海，传播到了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和日本的九州地区”。近年来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新发现和临淄地区汉镜的大量出土，尤其是对汉代临淄造铜镜类型及其产地风格认识的深化，进一步证实了此前的判断，同时进一步丰富了汉代临淄造铜镜传播和流通的认识。这里在《临淄铸镜业研究》的基础上，以新确认的临淄造铜镜类型为主，重点对山东省之外的其他地区出土的具有“临淄风格”的铜镜大致加以检索和梳理，以进一步揭示汉代临淄造铜镜的流布状况。
今日西安是西汉首都长安之所在，关中地区是西汉王朝的京畿之地，汉代临淄造铜镜在关中尤其是西安地区多有发现。除了此前论及的西安和淳化等地出土的临淄造A型Ⅰ式、B型Ⅰ式和B型Ⅱ式四乳草叶纹镜之外，还可举出以下诸例。西安高楼村M59出土的“涡纹地蟠魑镜”和西安东郊洪庆村M64出土的“内向连弧纹缘草叶纹镜”［119］，分别具有临淄造F型凹面连弧纹带蟠螭纹镜和B型Ⅰ式四乳草叶纹镜的产地风格。《长安汉镜》收录的西汉铜镜中，YCHM10∶7蟠螭纹镜、YCHM1∶9蟠螭纹镜和YCHM∶11星云纹镜［120］，分别具有临淄造C型四乳蟠螭纹镜和星云纹镜的产地风格。西安北郊秦汉墓出土的铜镜中［121］，98交校Ⅰ区53号西汉早期墓出土的“双龙纹镜”，具有临淄造A型四乳双龙镜的产地风格。西安东郊白鹿原汉墓出土的绕M16∶8蟠螭纹镜、绕M36∶10蟠螭纹镜［122］，分别具有临淄造E型四乳凹带蟠螭纹镜和F型凹面连弧纹带蟠螭纹镜的产地风格。西安北郊郑王村西汉墓出土的铜镜中，M89∶18草叶纹镜、M195∶4草叶纹镜和M151∶11星云纹镜［123］，分别具有临淄造B型Ⅰ式、B型Ⅱ式四乳草叶纹镜和星云纹镜的产地风格。淳化南坪出土的“素底弦纹四乳镜”和大疙瘩村出土的“曲线纹底四乳蟠魑镜”［124］，分别具有临淄造Ab型四乳弦纹镜和D型连弧纹带蟠虺纹镜的产地风格。陕西历史博物馆20世纪50年代在当地征集的标注为战国的“连弧蟠螭纹镜”和“四乳蟠螭纹镜”，与临淄造D型连弧纹带蟠虺纹镜产地风格相同；标注为西汉的“蟠螭纹镜”和“（常贵铭）方格铭文镜”［125］，分别与临淄造A型四乳双龙镜和H型方格框铭文四乳蟠虺纹镜产地风格相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临淄造铜镜在关中尤其是西安一带虽有出土，但总体上看，其数量并不多，在西汉铜镜中仅占一定比例，而相当数量的铜镜并不具有“临淄风格”。譬如，西安白鹿原西汉墓出土的2件草叶纹镜和7件星云纹镜［126］，均不具有临淄造的产地风格。又如，西安北郊郑王村西汉墓出土的草叶纹镜和星云纹镜中，M37∶39草叶纹镜和M193∶4星云纹镜的产地风格与“临淄风格”迥异［127］，说明其另有产地。《长安汉镜》收录的西汉铜镜中，这种现象更为突出。这说明西汉时期的铜镜产地全国有多处，而西安一带发现多种产地风格的铜镜，无疑与这里是西汉王朝的都城所在直接相关，是各地物产汇聚首都长安的一种反映。
河南省与山东省毗邻，又是从齐鲁故地到关中的必经通道，汉代临淄造铜镜在河南境内多有发现。除了此前论及的洛阳等地出土的具有“临淄风格”的草叶纹镜之外，还可举出下述诸例。洛阳涧西29工区M345和M683出土的“四螭纹镜”［128］，具有临淄造D型连弧纹带蟠虺纹镜的产地风格；洛阳岳家村314号墓出土的“变形蟠螭纹镜”和劳改砖瓦场M345出土的“圈带蟠虺镜”、涧西防洪渠5号墓出土的“变形蟠虺纹镜”［129］和岳家村汉墓出土的“圈带叠压蟠虺镜”［130］，分别与临淄造D型连弧纹带蟠虺纹镜、E型四乳凹带蟠螭纹镜雷同。1957年新安县铁门镇西汉墓发掘出土的铜镜中，出土于M18和M37的“四蝙蝠纹镜”、M37的草叶纹镜［131］，分别与临淄造D型连弧纹带蟠螭纹镜、B型Ⅱ式四乳草叶纹镜雷同。新乡五陵村战国西汉墓出土的M80∶9蟠螭纹镜和M36∶6草叶纹镜［132］，分别具有临淄造D型连弧纹带蟠虺纹镜和A型Ⅰ式四乳草叶纹镜的产地风格。南阳地处豫西南，西汉时是荆州刺史部最北端的南阳郡郡治所在。南阳地区出土的铜镜中，4件“日明方格蟠虺镜”，具有临淄造H型方格框铭文蟠虺纹镜的特点；“圈带蟠虺纹镜”Aa型4件和Ab型4件，具有临淄造D型连弧纹带蟠虺纹镜的产地风格；“圈带叠压蟠虺镜”6件，其产地风格与临淄造E型四乳凹带蟠螭纹镜雷同；B型“四乳连弧镜”2件，具有临淄造Aa型和Ab型四乳弦纹镜的特征；“八草叶镜”39件中，其产地风格相同于临淄造A型Ⅰ式四乳草叶纹镜者2件、相同于B型Ⅱ式四乳草叶纹镜者7件［133］ 。很显然，今河南境内是汉代临淄造铜镜的一个重要流布地区。
黄淮地区也发现有汉代临淄造铜镜。地处黄淮地区中部的安徽萧县，西汉时地当沛郡的北部。萧县张村XZM9∶15“双龙镜”和破阁XPM166∶2“双龙镜”，均与临淄造A型四乳双龙镜雷同；张村XZM11∶3“简化蟠螭纹镜”［134］，也具有临淄造D型连弧纹带蟠虺纹镜的产地风格。
江淮地区，汉代临淄造铜镜多有发现。
今日之扬州，西汉时为广陵，先后属吴国、江都国、广陵郡和广陵国，西汉铜镜多有发现。据检索，扬州市出土的“常贵铭蟠虺镜”［135］，与临淄造H型方格框铭文四乳蟠虺纹镜产地风格相同，尤其是其直径大小、铭文“常贵乐未央毋相忘”内容及排列方式等与临淄范家墓地淄江花园K组团M498出土镜［136］非常接近，两者的镜范似乎出自同一工匠之手［137］。仪征市沙墁井村汉墓出土的草叶纹镜［138］，与临淄造A型Ⅱ式四乳草叶纹镜几乎相同。仪征市何云村3号墓出土的“圈带叠压蟠虺纹镜”，凌桥村潘家营、庙山村下洼组7号墓出土的草叶纹镜，三里村同心组西汉墓、庙山村下洼组3号墓出土的星云纹镜［139］，分别与临淄造E型凹带蟠螭纹镜、A型Ⅱ式和B型Ⅱ式四乳草叶纹镜、星云纹镜雷同。扬州市平山养殖场 M3∶54镜［140］、扬州市扬庙乡出土镜［141］等星云纹镜，明显具有“临淄风格”，而与扬州地区出土的具有“广陵风格”的星云纹镜判然有别。很显然，西汉时的广陵即今扬州地区，同样是汉代的铜镜铸造地之一，而这里发现有较多的临淄造铜镜，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地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和人员交流。
淮南市谢家集发现的“圈带叠压蟠虺镜”和寿县第二砖厂出土的“草叶纹日光镜”［142］，分别与临淄造E型四乳凹带蟠螭纹镜和A型四乳草叶纹镜风格相同。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M395∶1“‘日光’铭连弧纹镜”、寿县藏镜782号“‘日光’铭文镜”，均与临淄造A型Ⅰ式四乳草叶纹镜雷同；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M426∶2镜、六安城东开发区A2860号镜、寿县藏镜776号镜等星云纹镜［143］，其产地风格与临淄造星云纹镜相同。
安徽省境内长江两岸的皖江地区，临淄造铜镜也有发现。《皖江汉魏铜镜选粹》收录的西汉铜镜中，“四乳蟠虺镜”“‘日光’对称单层草叶纹镜”和“星云镜”［144］，分别具有临淄造D型连弧纹带蟠虺纹镜、A型Ⅰ式四乳草叶纹镜和星云纹镜的产地风格。
今上海市和浙江省，西汉时地当会稽郡北部，临淄造铜镜也有发现。上海福泉山汉墓出土的西汉铜镜中，除M8∶2等2件草叶纹镜属于临淄造A型Ⅱ式四乳草叶纹镜外，还有M18∶1等2件“蟠虺四乳镜”、M20∶25等3件“Ⅰ型星云百乳镜”［145］，分别具有临淄造C型四乳蟠螭纹镜和星云纹镜的产地风格。浙江地区发现的汉代临淄造铜镜，除了此前所知安吉上马山M9∶2镜属于临淄造A型Ⅰ式四乳草叶纹镜［146］之外，龙游出土的79龙·东M11∶5“星云镜”［147］，明显具有临淄造星云纹镜的产地风格；92龙·东M38∶11草叶纹镜［148］，与临淄造B型Ⅱ式四乳草叶纹镜雷同。这两件铜镜，很有可能是从临淄传入的。
湘鄂赣地区，汉代临淄造铜镜也有发现。湖北省随州市，地当西汉南阳郡的南部。随州孔家坡西汉墓出土的2件铜镜中，M14∶1镜和M10∶15镜［149］，分别与临淄造E型凹带蟠螭纹镜和C型四乳蟠螭纹镜的产地风格相同。今湖南省常德市，地当西汉武陵郡东北部。常德南坪汽修厂M4∶1星云纹镜［150］，具有明显的“临淄风格”。长沙市为西汉长沙国都城所在地。长沙杜家山797号墓出土草叶纹镜［151］和长沙出土的“见日之光连弧缘草叶纹铜镜”［152］，均具有临淄造B型Ⅰ式四乳草叶纹镜的产地风格；长沙市晓园公园M1出土的“‘日有熹’草叶连弧纹铜镜”，铭文为“日有熹常贵富宜酒食乐毋事”［153］，无论其纹样及其布局还是铭文及其排列，都与临淄造B型Ⅱ式四乳草叶纹镜几乎相同。衡阳市地当西汉长沙国西南端。衡阳凤凰山46号西汉墓出土的“涡纹地蟠龙纹铜镜”［154］，明显具有临淄造E型四乳凹带蟠螭纹镜的产地风格。
岭南地区（广东、广西和海南），也可见到汉代临淄造铜镜的踪影。广州市为西汉南越国都城和南海郡郡治所在。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九型39件铜镜中，东耳室出土的Ⅶ型4式“龙纹连弧纹镜”（B12）和西耳室出土的Ⅶ型4式“连弧龙纹镜”（C234）［155］，都具有临淄造F型凹面连弧纹带蟠螭纹镜的产地风格。广州汉墓出土的M1010∶21的Ⅶ型蟠螭纹镜和M1173∶3的Ⅷ型蟠魑铭文镜［156］，分别具有临淄造E型四乳凹带蟠螭纹镜和H型方格框铭文蟠虺纹镜的产地风格。广西贺县西汉时属苍梧郡。贺县东高寨1号西汉墓出土的“日有熹四子草叶纹铜镜”［157］，与临淄造B型Ⅱ式四乳草叶纹镜雷同。
云贵川等西南地区，汉代临淄造铜镜虽有发现，但为数甚少。譬如，成都羊子山汉墓出土大量汉镜，并且也有不少是蟠螭纹镜和草叶纹镜，但其中只有羊子山M110出土的 “云纹地蟠螭纹镜”［158］与临淄造E型四乳凹带蟠螭纹镜的产地风格相同。云贵一带西汉中期之前为西南夷地区，直到汉武帝时期才随着汉郡县的设置而正式进入西汉王朝的版图，而迄今所能确认的汉代临淄造铜镜主要集中在西汉前期，加之地理上相距遥远，所以汉代临淄造铜镜少有发现。实际上，云贵地区发现的汉代铜镜，基本上出自西汉中期之后的墓葬。如云南江川李家山69号墓出土的四山镜（M69∶175）和47号墓出土的蟠螭纹镜（M47∶206），铜镜的年代虽然较早，但两墓的年代分别为“汉武帝置郡后的西汉中至晚期”和“西汉晚期和东汉初期”［159］；陆良薛官堡墓地38号墓出土的“见日之光天下大明”连弧纹铭带镜（M38∶1），铜镜和墓葬的年代均为西汉中晚期［160］。
地处关中以西的宁夏、甘肃、青海和新疆等我国西北地区，汉代铜镜多有发现，其中有些应当是汉代临淄所产。宁夏固原中庄村出土以及原州区征集的“蟠螭连弧纹镜”，原州区发现的“圈带蟠螭纹镜”，原州区城内出土的四乳草叶纹镜［161］，分别与临淄造D型连弧纹带蟠虺纹镜、E型四乳凹带蟠螭纹镜和B型Ⅱ式四乳草叶纹镜雷同；固原回中汉墓出土的四乳草叶纹镜［162］，与临淄造A型Ⅱ式四乳草叶纹镜别无二致。宁夏固原一带西汉时先后属北地郡和安定郡，地理上与西汉京畿之地的右扶风邻接，这里发现汉代临淄造铜镜，当在情理之中。至于据称出土于甘肃庄浪、武威和青海的四乳草叶纹镜，以及宁夏彭阳县出土的一件星云纹镜等［163］，是否具有临淄造的产地风格，还有待于进一步确认。尽管如此，汉代临淄造铜镜的西传至少已经穿越关中地区到达陇山一带，是毫无疑问的。
陕北、晋北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西汉时地处北方边境地带，临淄造铜镜也有发现。在陕北，米脂县卧虎湾西汉墓出土的铜镜中，M90∶1“四乳连弧蟠螭纹镜”和M23∶1“四乳连弧纹镜”［164］，与临淄造D型连弧纹带蟠虺纹镜和Ab型四乳弦纹镜雷同。在晋北，山西朔县平朔矿生活区六区西汉墓出土的铜镜中，M17∶5“四乳四螭镜”、M50∶5草叶纹镜、M54∶4“尖缘四乳四螭镜”［165］，分别具有临淄造E型四乳凹带蟠螭纹镜、B型Ⅱ式四乳草叶纹镜、D型连弧纹带蟠虺纹镜的产地风格。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准格尔旗纳林古城南郊器物窖藏出土的一件草叶纹镜［166］，显然属于临淄造B型Ⅱ式四乳草叶纹镜。
京津冀地区，也发现有汉代临淄造铜镜。北京大葆台1号墓出土的M1∶42星云纹镜，明显具有临淄造星云纹镜的产地风格［167］。河北满城1号墓出土的“常贵富乐毋事日有熹常得所喜宜酒食”十六字铭三叠层草叶纹镜（M1∶5224）［168］，具有临淄造C型四乳草叶纹镜的产地风格。河北怀来官庄遗址，地当秦和西汉上谷郡郡治沮阳城的东北郊外，官庄19号汉墓出土的M19∶4“见日之光天下大明”草叶纹镜［169］，与临淄造A型Ⅰ式四乳草叶纹镜雷同。
东北地区发现的“临淄风格”铜镜，主要集中在辽东半岛，但北至吉林省中北部一带也有所发现。吉林中北部地区，榆树老河深鲜卑墓地中层文化遗存的M67∶31“四乳四蟠纹镜”［170］，具有鲜明的临淄造C型四乳蟠虺纹镜的产地风格。吉林中南部地区，除了此前论及的出土于东辽彩岚的四乳草叶纹镜之外，彩岚乌桓墓出土的“四蟠虺纹镜”［171］，临淄造C型四乳蟠虺纹镜的产地风格突出。与吉林东辽县邻近的辽宁西丰西岔沟墓地出土的草叶纹镜和星云纹镜［172］，分别与汉代临淄造A型Ⅰ式四乳草叶纹镜和星云纹镜近同，具有明显的“临淄风格”。抚顺刘尔屯西汉墓出土“临淄风格”四乳草叶纹镜的同时，还出土有“临淄风格”的星云纹镜［173］。2010年辽宁大连市普兰店市（原新金县）姜屯墓地发掘出土的13件汉代铜镜中，有5件西汉镜具有“临淄风格”，甚至可以说与西汉临淄造同类铜镜别无二致［174］，包括：“变形蟠螭纹镜”2件（M194∶2、M201∶1），属临淄造D型连弧纹带蟠虺纹镜；Ca型草叶纹镜2件（M118∶1、M156∶1），属临淄造B型Ⅱ式四乳草叶纹镜；Cb型草叶纹镜1件（M114∶11），属临淄造A型Ⅰ式四乳草叶纹镜。另外，旅顺博物馆收藏的铜镜中，可见具有临淄造产地风格的F型连弧纹带蟠螭纹镜、D型连弧纹带蟠虺纹镜、A型Ⅰ式四乳草叶纹镜、B型Ⅱ式四乳草叶纹镜和星云纹镜等［175］。它们的出土地点尽管不明，但其中应当包含大连地区的出土品。
关于临淄造铜镜的海外传播，《临淄铸镜业研究》曾根据域外“临淄风格”草叶纹镜的发现及比较研究，认为“西汉临淄造的铜镜还向东北渡过大海，传播到了朝鲜半岛东南部和日本的九州地区”，新的考古发现进一步丰富了这一认识。2017年韩国东南部庆尚北道南端的庆山市阳地里墓群的发掘中，1号木棺墓出土3件汉镜，分别为昭明连弧纹铭带镜、君忘忘连弧纹铭带镜和星云纹镜，墓葬的年代大致在公元纪年前后，墓主人可能是这一地区当时的部族首领。经反复比较研究，阳地里1号墓出土的昭明连弧纹铭带镜和星云纹镜都具有鲜明的“临淄风格”，其产地很可能在汉代临淄一带［176］。这就为汉代临淄造铜镜东传至朝鲜半岛东南部提供了新的佐证。
基于上述汉代临淄造铜镜在各地的发现并结合以往的研究，关于汉代临淄造铜镜的传播和流通，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归纳和总结。
一方面，汉代临淄造铜镜以产地及其邻近地区为中心流通的同时，还流布于全国各地。《临淄战国汉代铜镜》收录的684件战国汉代铜镜中，西汉前期铜镜的绝大部分产自临淄当地；《鉴耀齐鲁》收录的以鲁北地区为主的山东各地出土的464件两汉新莽铜镜中，大部分西汉前期铜镜具有鲜明的“临淄风格”，应为当时的临淄所产。这就充分显示出，临淄所在的山东地区尤其是鲁北一带和山东半岛黄海沿岸地区，是汉代临淄造铜镜最主要的流通地区［177］。在山东地区之外，尽管具有“临淄风格”铜镜的发现和已经公布的资料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且上述检索和梳理也只是初步的和粗略的，还不能全面揭示其流通和传播状况，但其流布范围相当广阔是毫无疑问的，即：南达岭南地区的广州一带，西南到四川盆地中心的成都一带，西北到宁夏固原的陇山一带，北到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东北到吉林中北部地区；同时，临淄造铜镜还东渡传播到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九州岛地区。如果从西汉时期的人文地理和行政区划进行观察，可知汉代临淄造铜镜主要流布于其产地临淄所在的齐王国和齐郡及其邻近地区，向南传播到广陵国和广陵郡、会稽郡、丹阳郡、九江郡、豫章郡、南阳郡、武陵郡、长沙国以及南海郡、苍梧郡等地，向西南传播到蜀郡，向西及西北传播到河内郡、河南郡、弘农郡、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以及安定郡(汉武帝元鼎三年即公元前114年之前属北地郡），向北传播到上郡、西河郡、雁门郡、中山国、广阳国等地，向东北传播至辽东郡尤其是辽东半岛南部，乃至辽东四郡（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和辽东郡）以北的鲜卑和乌桓等少数族地区（如吉林东辽彩岚乌桓墓和榆树老河深墓地中层文化遗存的鲜卑墓出土的临淄造蟠虺纹镜和草叶纹镜）；同时，还以“环黄海之路”为通道，传播到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地区和日本九州的倭地诸国。很显然，西汉尤其是西汉前期之时，临淄造铜镜广泛流布于汉朝境内各地，并且还远及东北的少数族地区乃至海外的三韩古国和倭地诸国。
另一方面，汉代临淄造铜镜流布的途径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在临淄及其邻近地区，临淄造铜镜流布的主要方式应当是商品交换，而其他地区临淄造铜镜的传播，当然不排除商品交换的途径，但更多的是由于人员的流动和人群的移动而传播的。譬如，岭南地区发现的少量临淄造铜镜，有些可能是作为礼物或赠品传过去的，也有可能是随着中原地区士卒等人员的南下而传过去的。又如，今山西朔县在西汉时为雁门郡马邑县，地处汉王朝北部边疆和汉匈争战的前沿地带，遥控长城，北连大漠，是北方军事重镇，朔县汉墓出土的临淄造铜镜，很有可能是戍边的汉朝士卒带到这里的。西汉前期的北地郡，地处汉匈争战的西北前线，地当北地郡南部（汉武帝元鼎三年即公元前114年之后属安定郡）的今固原一带出土的临淄造铜镜，可能是当时的齐鲁故地参加对匈奴作战的士卒带过去的。再如，地处辽东半岛南部的姜屯墓地出土较多的临淄造蟠螭纹镜和草叶纹镜，则可能与西汉前期从山东半岛跨越渤海海峡向辽东半岛的移民活动有关，辽东半岛南端西汉积贝墓的出现和流行，也反映出西汉时期山东半岛居民向辽东半岛的迁居和移民［178］。
总之，汉代临淄造铜镜在各地的发现，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临淄同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人员流动和人群迁徙；边远及少数族地区和汉王朝域外临淄造铜镜的发现，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汉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经略、汉文化的扩散和中外文化的交流。这也正是系统检索并梳理各地发现的具有“临淄风格”铜镜的史学意义之所在。
五、余论与展望
汉代临淄铸镜业的考古学再研究获得上述新认知之外，在临淄出土铜镜的考察过程中还发现了铜镜上刻划的文字。淄江花园D区M981∶1（图48），系一件典型的B型Ⅱ式四乳草叶纹镜，铭文为“日有熹宜酒食常贵富乐毋事”十二字铭，右旋读。该镜内向连弧纹镜缘的两处半月形凸起上分别刻划有文字，均竖刻，笔画纤细、较浅，非细看而难以辨识：一处的位置大致与镜铭“事”字对应，刻有“孤国长”三字；另一处的位置大致与镜铭“常”字对应，刻有“范兄”二字［179］。这两处刻划文字的含义尚不清楚，或许是人名，但无疑是使用过程中刻划的。铜镜上刻划文字，这在见诸公布的汉镜材料中尚属首次，但在当时可能并非孤例，因此，今后观察和研究铜镜时加以关注是必要的。
图48 淄江花园D区M981∶1草叶纹镜及其刻划文字
关于汉代临淄铸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临淄铸镜业研究》根据汉代铜镜及临淄齐国故城铸镜作坊址的考古发现、文献记载以及时代背景综合分析后认为，汉代临淄铸镜业的“经营方式实际上是民营而非官营”。菅谷文则先生基于对临淄地区出土草叶纹镜的镜面直径的测量数据和镜体重量的统计分析，认为“草叶纹镜铸造规格化程度很低”［180］ 。这可视作汉代临淄铸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是民营而非官营或官府生产的一个旁证。
综合起来看，近十几年来，汉代临淄铸镜业考古在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对于深化汉代铸镜业考古乃至东亚古代铜镜铸造、流布和使用等的研究，都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汉代临淄铸镜业考古在诸多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展开或深化。
其一，关于镜范的制作及其原材料问题。根据镜范的多种分析和检测以及模拟实验，制作镜范的泥料的原材料主要是泥土并羼入稻壳灰，已基本形成了共识，但泥土究竟是当地的原生土还是古河道边淤积的黏土、是否经过淘洗、是否加入河砂等，在这些问题上还存在不同认识；同时，关于制作镜范的黏土、稻壳灰和河砂的配比，基于科技分析的推论和模拟实验研究的认识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差异。另外，既有主纹又有地纹的铜镜，在采用刻制法制作镜范的背景下，其型腔表面纹饰的制作，究竟是先刻地纹还是先刻主纹，还有待更多的证据；在采用模制法制作镜范的背景下，其型腔表面纹样的模印，究竟是先模印主纹还是先模印地纹。镜范型腔表面涂层的涂料，究竟是用细黄泥土加水制成的细泥浆，还是黏土和草木灰制成的混合稀泥料，以及表面涂层之上是否还需要再涂刷蜂蜡之类的涂料等。如果说汉代临淄镜范的制作工艺流程是“备料→制坯→晾干→刮削和修整→焙烧→修整和打磨→制作浇道、排气道和型腔→施加涂层→烘烤涂层面→刻制镜背范纹饰→施加涂层→烘烤涂层面”［181］ ，那么，这种工艺流程是汉代铸镜制范的一般技术形态还是具有临淄特色。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还值得再进一步研究。
其二，关于铜镜的铸件加工问题，基于铜镜加工痕迹的观察、相关遗存的旁证并结合文献记载，大致可知存在着机械整形、刮削、研磨和抛光等工艺流程，还存在着铜镜残次品及废旧品的再加工，但这些认识还仅仅是初步的，其具体的技术形态和工艺操作尚待究明，如镜面的抛光——磨镜，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材料、用什么样的工具、具体怎样操作等。另外，凸面镜——镜面曲率的成因问题，铜镜铸件是否存在着热处理问题等，也还无法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这既要科技检测分析和理论推导，更需要模拟实验研究。
其三，日本学者在研究古代铜镜时，经常使用“同范镜”“同型镜”以及“踏返镜”等概念。“同范镜”是指用同一镜范铸造的铜镜；“同型镜”是指用同一镜模（日语中的“原型”）翻制的镜范铸造的铜镜，可理解为汉语中的“同模镜”；“踏返镜”则是指用同一 件铜镜作为镜模（即“原型”）翻制模印出多件镜范而铸造的铜镜。日本出土的汉镜中的确存在“踏返镜”，而这种“踏返”铸镜始于西汉后期，并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182］ 。问题在于，如果上述关于汉代临淄镜范制作和使用的认识符合史实，汉代临淄镜范的制作存在着“模制法”，那么，考古发现的铜镜中应当存在“同模镜”；汉代临淄铸镜中既然镜范可多次反复使用，那么，考古出土的铜镜中就应当存在“同范镜”。但遗憾的是，迄今临淄地区出土的西汉铜镜中，尽管经反复观察和精确测量发现有雷同者和近似者，但其镜体形态、尺寸、镜背纹样及其布局、铭文内容及排列和字体等完全相同者尚未见到，即使在其他地区，也罕见临淄造铜镜的“同范镜”或“同模镜”［183］；临淄齐国故城发现的镜范已多达325件，临淄地区出土的西汉铜镜也数以百计，但铜镜与镜范能对应者—已发现镜范的铸件也尚未见到。这当然与考古发现的局限性有关，但可能也与观察、测量和研究的方法也有关，值得进一步思考。
其四，临淄齐国故城内汉代铸镜作坊址经确认者有3处，另有2处有待确认［184］。这不仅证明汉代临淄是当时重要的铸镜基地之一，而且表明铸镜业是汉代临淄的重要产业之一。问题在于，囿于考古发掘和相关资料的局限，多处铸镜作坊址之间究竟是同时并存还是有先后早晚之别？临淄铸镜业的兴起可能上溯到战国晚期，而兴盛期的年代下限究竟在何时？目前所见镜范资料中，年代最晚的属于西汉中期的星云纹镜，而比之年代稍晚的连弧纹铭带镜和四乳四虺纹镜等西汉晚期流行镜类的镜范尚未见到，但临淄地区出土的西汉铜镜中，四乳四虺纹镜、连弧纹铭带镜以及“家常贵富”镜等数量众多［185］，并且大多有近似的产地风格，根据考古遗物产地推定法可知，它们很可能是临淄当地的产品。因此，在临淄齐国故城遗址内大力寻找西汉中期之后的镜范，是进一步推进汉代临淄铸镜业考古尤其是认识临淄铸镜业起始兴衰的重要一环。如果说临淄铸镜业从西汉晚期开始走向衰弱，那么，它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汉代临淄城的由盛而衰在西汉晚期已初现端倪［186］。
其五，铜镜的流通和传播，作为铸镜业考古的基本内容之一，并不仅仅是物品的流通问题，而是据此可以从一个侧面考察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交通、人员流动和人群迁徙、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就临淄地区发现的汉代铜镜来说，常见的和大量的是临淄当地的产品，说明铜镜产地及其附近是当地产品的主要流通地区；但与此同时，有些铜镜的产地风格与“临淄风格”迥异，如淄江花园方正M307出土的“草叶纹镜”［187］等，极有可能是从其他铜镜铸造地传入的产品，显然是汉代临淄与其他地区经济和文化联系的一种反映。就汉代淄造铜镜来说，尽管基于具有“临淄风格”的铜镜在各地的发现已经大致勾画出了其流通和传播的图景，但这些认识还仅仅是初步的，其流布图景也还仅仅是轮廓性的，需要进一步深化和细化。一方面，继续根据临淄齐国故城内出土的镜范并结合考古遗物产地推定法，进一步深化汉代临淄造铜镜类型及其产地风格的认识；另一方面，对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发现的西汉铜镜进行更为全面的收集和更为细致的比较研究，努力寻找并确认汉代临淄造铜镜。这些工作都是不可或缺并且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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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关于汉代铜镜的产地问题。临淄无疑是西汉重要的铸镜基地，但临淄之外其他汉代铜镜产地亟待探寻。铜镜作为汉代广泛使用的日用器具之一，数量众多；铸镜业又是当时青铜冶铸业中主要的手工业门类之一，生产规模大。因此，汉代的铜镜产地绝非临淄一处。基于考古遗物产地推定法分析，西汉时期的铜镜产地至少还有广陵（今扬州）和蜀郡（今成都）等；西汉新莽时期工商业五都之中的邯郸、洛阳和南阳是否也是当时的铜镜产地，首都西安以及其他城市是否也存在铜镜的铸造，都尚无法做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回答。铜镜产地的确认，最直接、最可靠的证据当然是铸镜作坊址—至少是镜范的发现，但这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可遇不可求”之事。在此情况下，科学运用考古遗物产地推定法对各地出土的汉代铜镜进行铜镜类型及其产地风格的细致分析和比较研究，应当是探寻汉代铜镜产地的一种有效途径。
要之，汉代临淄铸镜业考古已经并正在不断取得进展，不断获得新认知，但有待解决和深化的问题依然不少，可谓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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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5页。
［2］ 白云翔：《汉代临淄铜镜制造业的考古学研究及其意义》，《光明日报》2007年7月6日《理论周刊·史学》版。
［3］ 白云翔、清水康二主编：《山东省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按：该文献以下简注为《山东省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考古学研究》。
［4］ 白云翔：《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及相关问题研究》，《山东省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考古学研究》，第95～133页。
［5］ 白云翔：《汉代临淄铜镜制造业的考古学研究》，《探古求原—考古杂志社成立十周年纪念学术文集》，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07～242页。按，该文日文版《漢代臨淄の銅鏡製造業に関する考古学的研究》，见（日本）奈良県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等：《鏡笵—漢式鏡の製作技術》，（日本）八木書店，2009年，第149～182頁；该文献以下简注为“（日文版）《鏡笵》”。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240～532页。按：该文献以下简注为《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山东临淄齐故城秦汉铸镜作坊遗址的发掘》，《考古》2014年第6期。
［8］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鉴耀齐鲁—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土铜镜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年。按：该文献以下简注为《鉴耀齐鲁》。
［9］ 淄博市临淄区文物管理局：《山东临淄战国汉代墓葬与出土铜镜研究》，文物出版社，2017年。按：该文献以下简注为《山东临淄战国汉代墓葬与出土铜镜研究》。
［10］ 王晓莲等：《齐故城新征集镜范及其他陶范》，《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664～694页。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鉴出齐都—山东临淄汉代铜镜和镜范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24年。按：以下简称《鉴出齐都》或“本书”。
［12］ 田賀井篤平等：《鏡笵面の金属鋳込みに伴う化学変化の研究—（1）臨淄斉国故城出土の漢代鏡笵について》，《アジア鋳造技術史学会誌 FUSUS》第1号，2008年。
［13］ 田賀井篤平等：《鏡笵面の金属鋳込みに伴う皮殻形成の研究—（2）黑色皮殻の化学分析》，《アジア鋳造技術史学会誌 FUSUS》第2号，2010年。
［14］ 田賀井篤平等：《鏡笵面の金属鋳込みに伴う皮殻形成の研究—（3）塗型材と黑色皮殻の構成物貭》，《アジア鋳造技術史学会誌 FUSUS》第3号，2011年。
［15］ 廣川守：《前漢鏡の地文施文について—山東臨淄出土螭龍文鏡笵·渦状虺文鏡笵を中心に》，（日文版）《鏡笵》，第255～270頁。
［16］ 清水康二：《笵と鏡から探る草葉文鏡の鏡背分割技法》，（日文版）《鏡笵》，第271～277頁。
［17］ 三船温尚等：《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的青铜镜工艺、技术的考察》，《鉴耀齐鲁》，第97～105页。
［18］ 白云翔：《临淄齐故城秦汉铸镜业考古进展及手工业考古的审视》，《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续）—王仲殊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09页。
［19］ 杨勇、白云翔：《临淄齐故城镜范与汉代铸镜技术》，《中原文物》2020年第1期。
［20］ a. 刘煜等：《临淄齐故城阚家寨遗址出土镜范和土壤样品的分析检测及研究》，《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846～877页。
b. 罗武干、朱剑：《临淄齐故城阚家寨遗址秦汉铸镜遗物的热膨胀测温等科技分析》，《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878～887页。
c. 崔剑锋：《临淄齐故城阚家寨遗址出土镜范等遗物的科学分析与研究》，《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888～907页。
d. 廉海萍：《临淄齐故城阚家寨遗址出土镜范及相关遗存的分析和研究》，《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908～940页。
e. 陈典、罗武干：《临淄地区出土铜镜的科技检测和分析》，《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941～ 947页。
f. 刘煜、王增林：《临淄齐故城阚家寨遗址出土金属器及城郊石鼓村汉墓出土草叶纹铜镜的成分分 析》，《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948～957页。
［21］ 崔剑锋等：《山东临淄齐国故城遗址出土西汉铜镜的铅同位素比值分析》，《考古》2009年第4期。
［22］ 白云翔：《手工业考古论要》，《东方考古》第9集（下册），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574页。
［23］ 杨勇等：《汉代临淄镜范制作工艺的模拟实验研究》，《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998～1011页。
［24］ 菅谷文则：《山东地区汉镜的制作与流通—兼论对海东的影响》，《鉴耀齐鲁》，第125～132页。
［25］ 白云翔：《汉代中韩交流的最新实物例证—韩国庆山阳地里汉镜及相关问题》，《文物》2022年第1期。
［26］ 杨勇：《汉代铜镜铸造工艺技术略说》，《中国文物报》2014年12月5日第6版。
［27］ 赵娜、郎剑锋：《汉代铜镜铸造技术相关问题研究—以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为例》，《江汉考古》2021年第3期。
［28］《淮南子》卷十九《修务训》：“明镜之始下型，朦然未见形容；及其粉以玄锡，摩以白旃，鬓眉微毫，可得而察。”引自何宁撰《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第1339页。
［29］ 杨勇、白云翔：《临淄齐故城镜范与汉代铸镜技术》，《中原文物》2020年第1期。
［30］ 陈雪香等：《临淄齐故城阚家寨遗址B区第Ⅰ地点植物浮选结果及分析》，《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748～760页。
［31］ 赵志军：《临淄齐故城阚家寨遗址B区第Ⅱ和第Ⅲ地点植物浮选结果及分析》，《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794页。
［32］ 刘煜等：《临淄齐故城阚家寨遗址出土镜范和土壤样品的分析检测及研究》，《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876页。
［33］ 罗武干、朱剑：《临淄齐故城阚家寨遗址秦汉铸镜遗物的热膨胀测温等科技分析》，《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886～887页。
［34］ 廉海萍：《临淄齐故城阚家寨遗址出土镜范及相关遗存的分析和研究》，《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933～934页。
［35］ 崔剑锋：《临淄齐故城阚家寨遗址出土镜范等遗物的科学分析与研究》，《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900～901页。
［36］ 杨勇等：《汉代临淄镜范制作工艺的模拟实验研究》，《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1011页。
［37］ 南健太郎：《漢代における踏み返し鏡製作について—日本列岛出土漢鏡の観察を中心に》，《アジア鋳造技術史学会誌 FUSUS》第2号，2010年。
［38］ 廉海萍：《临淄齐故城阚家寨遗址出土镜范及相关遗存的分析和研究》，《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938～939页，图25、图26。
［39］ 杨勇、白云翔：《临淄齐故城镜范与汉代铸镜技术》，《中原文物》2020年第1期108页，图八至图一○。
［40］ 杨勇等：《汉代临淄镜范制作工艺的模拟实验研究》，《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1011页。
［41］ 杨勇：《汉代齐都临淄的铜镜铸造技术》，《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1091页。
［42］ 宋兆麟：《铜镜铸造工艺》，《民艺》2019年第6期119页，图1。按：本文中的插图，由张孟同学重绘。
［43］ 罗武干、朱剑：《临淄齐故城阚家寨遗址秦汉铸镜遗物的热膨胀测温等科技分析》，《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886页。
［44］ 杨勇等：《汉代临淄镜范制作工艺的模拟实验研究》，《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1011页。
［45］ 廉海萍：《临淄齐故城阚家寨遗址出土镜范及相关遗存的分析和研究》，《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918页，表7、表8，第936页。
［46］ 崔剑锋：《临淄齐故城阚家寨遗址出土镜范等遗物的科学分析与研究》，《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905页。
［47］ 杨勇等：《汉代临淄镜范制作工艺的模拟实验研究》，《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1011页。
［48］ 杨勇、白云翔：《临淄齐故城镜范与汉代铸镜技术》，《中原文物》2020年第1期。
［49］ 崔剑锋：《临淄齐故城阚家寨遗址出土镜范等遗物的科学分析与研究》，《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900～901页。
［5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山东临淄齐故城秦汉铸镜作坊遗址的发掘》，《考古》2014年第6期。又见《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256～257页。
［51］ 赵春燕：《临淄齐国故城阚家寨秦汉铸镜作坊遗址砂样的检测与分析》，《考古》2014年第6期。
［52］《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252～274页。
［53］ 崔剑锋：《临淄齐故城阚家寨遗址出土镜范等遗物的科学分析与研究》，《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902～903页。
［54］ 廉海萍：《临淄齐故城阚家寨遗址出土镜范及相关遗存的分析和研究》，《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939页。
［55］ 杨勇、白云翔：《临淄齐故城镜范与汉代铸镜技术》，《中原文物》2020年第1期111页，图一一。
［56］ 参见本书上编《临淄出土汉代铜镜》，图1-104。
［57］ 崔剑锋、吴小红：《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和铜镜检测报告》，《山东省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考古学研究》，第239～241页。
［58］ 陈典、罗武干：《临淄地区出土铜镜的科技检测和分析》，《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943～944页。
［59］ 根据以往17件西汉铜镜样品检测数据的统计，详见何堂坤《中国古代铜镜的技术研究》（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第34～35页表1。
［60］ 刘煜、王增林：《临淄齐故城阚家寨遗址出土金属器及城郊石鼓村汉墓出土草叶纹镜的成分分析》，《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948～955页。
［61］ 董亚巍：《论古代铜镜合金成分与镜体剖面几何形状的关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0年第2期。
［62］ 何堂坤：《中国古代铜镜的技术研究》，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第35页表1（样品号LL10）。
［63］ 铜镜金属成分的检测，检测点位不同，其数据存在较大差异。详见《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951～957页。
［64］ 崔剑锋等：《山东临淄齐国故城遗址出土西汉铜镜的铅同位素比值分析》，《考古》2009年第4期。
［65］ 陈典、罗武干：《临淄地区出土铜镜的科技检测和分析》，《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944～947页。
［66］ 何堂坤：《中国古代铜镜的技术研究》，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第172页。
［67］《鉴耀齐鲁》，第118～121页图版及其说明。
［68］ 陈典、罗武干：《临淄地区出土铜镜的科技检测和分析》，《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941～946页。
［69］（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九《器用》“古鉴巧治”条：“古人铸鉴，鉴大则平，鉴小则凸。凡洼镜则照人面大，凸则照人面小，小鉴不能全观人面，故令微凸，收人面令小，则鉴虽小而能全纳人面，仍复量鉴之小大增损高下，常令人面与鉴大小相若。此工之巧智，后人不能造，比得古鉴皆刮磨令平，此师旷所以伤知音也。”引自（宋）沈括著、施适校点《梦溪笔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5页。
［70］ 唐晓雪：《中国铜镜工艺初探》，《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第1期。
［71］《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389～393页。
［72］ 参见本书上编《临淄出土汉代铜镜》图1-112。
［73］ 详见本书上编《临淄出土汉代铜镜》。
［74］《鉴耀齐鲁》，第233页，第099号镜。
［75］《山东临淄战国汉代墓葬与出土铜镜研究》，第294页。
［76］《山东临淄战国汉代墓葬与出土铜镜研究》，第141页。
［77］《鉴耀齐鲁》，第295～297页，第161-1至163-6号镜。按：该书称之为“日光连弧铭带镜”。
［78］ 此类改制的“联珠纹镜”，还发现于云南江川李家山等地（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彩版六八之2）。
［79］ 蒋宏杰：《南阳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44页图九九、196页，图版四○之2。按：该书收录的市一中NYZM217出土的“圈带镜”，半球形钮，并蒂十二联珠钮座，钮座外一周凸弦纹，十六内向连弧纹缘，直径7.05（镜面）～6.7（镜背）、缘厚0.52厘米。该镜看似一件完整的铜镜，但实际上是由一件其他类型的铜镜改制而成。如扬州市郭坟出土的“‘家常贵富’铭四乳铭文 镜”，直径16厘米；圆钮，并蒂十二联珠纹钮座，钮座外为十六内向连弧纹带，连弧纹带外缘直 径6.5厘米（徐忠文、周长源：《汉广陵国铜镜》，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 84页），其镜钮、联珠纹钮座以及连弧纹带构成的中央部分，与南阳市一中NYZM217出土的所谓“圈带镜”别无二致，可知后者是由前者改制而成，并且其镜缘不甚规整，有明显的磨圆痕迹。
［80］ 白云翔：《论基于风格与分布的考古遗物产地推定法》，《考古》2016年第9期。
［81］ 下文铜镜类型学研究中典型铜镜的举例，除注明者外，均见本书上编《临淄出土汉代铜镜》，不再一一作注。
［82］ 淄博市博物馆、齐故城博物馆：《临淄商王墓地》，齐鲁书社，1997年，第79页图六二之2。
［83］ 当时，“此型铜镜，临淄一带尚未发现”。但据最近的报道，临淄齐国故城南郊多处西汉早期墓中出土有菱格蟠螭纹镜（《山东临淄战国汉代墓葬与出土铜镜研究》，第179～190页）。
［84］ 当时，“此型铜镜，临淄一带尚无发现”。但据最近的报道，临淄齐国故城南郊西汉早期墓中出土有四乳蟠螭纹镜（《山东临淄战国汉代墓葬与出土铜镜研究》，第212页）。
［85］《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446页，图4-272。
［86］《山东临淄战国汉代墓葬与出土铜镜研究》，第191～202页。
［87］《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672页，图7-15。
［88］《山东临淄战国汉代墓葬与出土铜镜研究》，第145、203页。
［89］《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674页，图7-17。
［90］《山东临淄战国汉代墓葬与出土铜镜研究》，第204、206页。
［91］《山东临淄战国汉代墓葬与出土铜镜研究》，第225～229页。
［92］《山东临淄战国汉代墓葬与出土铜镜研究》，第210～240页。按：该书所载24枚此型镜中，其直径12厘米者1件、11厘米者1件，其余22件直径为7.8～9.8厘米
［93］《山东临淄战国汉代墓葬与出土铜镜研究》，第213～223页。
［94］《山东临淄战国汉代墓葬与出土铜镜研究》，第205、210～212、214、231～240页。
［95］《山东临淄战国汉代墓葬与出土铜镜研究》，第230页。
［96］《山东省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考古学研究》，第3、22、46页。按：该书收录的四乳弦纹镜的镜背范计3件，即石佛堂SE∶01、SLQ-FAJ∶03、SLQ-HB∶45。
［97］《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453～457页，图4-284、图4-288、图4-289、图4-291。
［98］《山东临淄战国汉代墓葬与出土铜镜研究》，第159、160、162页。
［99］《山东临淄战国汉代墓葬与出土铜镜研究》，第161页。
［100］《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458页，图4-292。
［101］《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453～457页，图4-290。
［102］《山东省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考古学研究》，第20～21页，图14-1、图14-2；第263页，图2-3、 图4-1。
［103］《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451～453页，图4-282、图4-283。
［104］《山东临淄战国汉代墓葬与出土铜镜研究》，第150页。
［105］《山东临淄战国汉代墓葬与出土铜镜研究》，第152页。
［106］《山东临淄战国汉代墓葬与出土铜镜研究》，第151页。
［107］就该镜镜背纹样的总体布局结构而言，多与“临淄风格”近似，但是，其龙纹的形象及表现方式、铭文的内容等又与临淄造铜镜多有差异，况且此型镜在临淄地区发现不多，因此，此型镜是否为临淄当地所产，尚且存疑。
［108］青岛市文物局、平度市博物馆：《山东青岛市平度界山汉墓的发掘》，《考古》2005年第6期38页，图七之1。按：界山M1∶13草叶纹镜，乳丁周围环绕四个心形装饰，也有学者将这种铜镜归类为“花叶纹镜”。
［109］《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460～461页，图4-296。
［110］金鼎绿城二期M294出土镜也属于此类，但细部与LQKBⅡT3696④∶1镜范的铸件多有差异，并且铭文为“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八字铭。参见《山东临淄战国汉代墓葬与出土铜镜研究》，第397页。
［111］《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458～459页，图4-293、图4-294-1。
［112］该镜铭文左旋读，字向朝外，为“见日之光天下大阳服者君卿延年千岁幸至未央”（《山东临淄战国汉代墓葬与出土铜镜研究》，第343页）。此件铜镜在产地风格上与“临淄风格”明显有别，其产地是否临淄当地，尚待进一步研究。
［113］《山东临淄战国汉代墓葬与出土铜镜研究》，第164～169、343页。按：以乳丁及四个心形花瓣为主要装饰的“花叶纹”镜，该书收录5件，但镜背纹样内容、构成及其布列方式几乎各不相同。
［114］《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683～685页，图7-33。
［115］《山东临淄战国汉代墓葬与出土铜镜研究》，第310页。
［116］《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464页，图3-301。
［117］《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684～685页，图7-34。
［118］《山东临淄战国汉代墓葬与出土铜镜研究》，第130～137页。
［119］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1959年，第12、19页。
［120］程林泉、韩国河：《长安汉镜》，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9页图六之5、9，72页图十五之2， 图版四之2，图版七之2，图版二十之1。
［121］岳连建：《西安北郊秦汉墓出土的铜镜》，《文博》2004年第3期33页，图四。
［12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白鹿原汉墓》，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173～175页，图八十九之1、2。
［12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北郊郑王村西汉墓》，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164页图八四之2，426页图二○九之3、图版五七之6，321页图一六七之1、图版四四之2。
［124］淳化县文化馆：《陕西淳化县出土汉代铜镜》，《考古》1983年第9期850～851页，图一之1、2。
［125］陕西历史博物馆：《千秋金鉴——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铜镜集成》，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10、20、 40～43页。
［12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白鹿原汉墓》，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174～178页，图九十、图九十一。
［12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北郊郑王村西汉墓》，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76页图四四之3、417页图二○七之1。
［128］洛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洛阳出土古镜（两汉部分）》，文物出版社，1959年，第20～21页。
［129］洛阳博物馆：《洛阳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0、11号镜。
［130］霍宏伟、史家珍主编：《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上册），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84～85页。按：该书第57和58页收录的据传洛阳金村战国大墓出土的2件“龙虎连弧镜”，其风格与临淄造F型凹面连弧纹带蟠螭纹镜相同，其产地应同为一地。鉴于临淄出土有此型镜的镜范和铜镜（《山东临淄战国汉代墓葬与出土铜镜研究》，第145、203页），或可认为其产地是临淄；至于其年代，有可能是始铸于战国晚期，沿用至西汉早期。若这样的推断无误，或可认为临淄铸镜业的兴盛以及产品向洛阳地区的传播是始于战国晚期。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第77页收录的洛阳市西工区第一百货公司战国墓出土的“四凤透雕镜”，与临淄学府花园M2陪葬墓出土的“透雕蟠螭纹方镜”（《山东临淄战国汉代墓葬与出土铜镜研究》，第109页）如出一辙（边长分别为11.2和11.5厘米），耐人寻味。
［131］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新安铁门镇西汉墓葬发掘报告》，《三门峡地区考古集成》（下），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118页，图8-1、图8-2。按：该文原载《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
［132］新乡市博物馆：《河南新乡五陵村战国两汉墓》，《考古学报》1990年第1期123页，图版贰拾之3、4。
［133］蒋宏杰：《南阳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36页图七四至图七六，39页图八四至八七，图版九九、图版四六至图版五三。
［134］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萧县博物馆：《萧县汉墓》，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9页图一三b之15，23页图一五之3，236页图一三三b之2，彩版四之1，彩版五一。
［135］徐忠文、周长源：《汉广陵国铜镜》，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 48页。按：该镜直径为8.6厘米。
［136］《山东临淄战国汉代墓葬与出土铜镜研究》，第228页。按：该镜直径为8.8厘米。
［137］值得注意的是，H型方格框铭文四乳蟠虺纹镜在临淄地区多有发现，但此型镜的镜范在临淄齐国故城尚无出土，而临淄和扬州两地又发现了几乎相同的铜镜。因此，这种铜镜的产地究竟是在汉代的临淄还是在汉代的广陵，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138］徐忠文、周长源：《汉广陵国铜镜》，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58页。
［139］仪征博物馆：《仪征馆藏铜镜》，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34～36、39～40页。
［140］扬州市博物馆：《扬州平山养殖场汉墓清理简报》，《文物》1987 年第 1 期。
［141］徐忠文、周长源：《汉广陵国铜镜》，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 70页。
［142］淮南市博物馆：《淮南市博物馆藏镜》，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54、72页。
［143］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六安市文物局：《六安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80、131、65、67、148页。
［144］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铜陵市文物管理局：《皖江汉魏铜镜选粹》，黄山书社，2010年，第26、14、8页。按：该图录关于铜镜特征的观察和描述比较详细，并且附有英文译文，但是，铜镜的出土地点等相关信息阙如，是为遗憾。
［145］王正书：《上海福泉山西汉墓群发掘》，《考古》1988年第8期705页图一○之2、703页图九之4。
［146］安吉博物馆：《浙江安吉县上马山西汉墓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7期56页，图一二右上。
［14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汉墓》，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215页，图3-51B之1，图版一○之2。按：王士伦编著、王牧修订的《浙江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2006年）图版3的“西汉四乳七曜镜”，说明为“1979年龙游出土”，两者疑为同一件铜镜。
［148］衢州博物馆：《衢州汉墓研究》，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169页图一○九C，图版二六之5。
［149］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考古队：《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上卷·随州孔家坡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0页，图一五之5、6，彩版二之1，图版七之4。
［150］龙朝彬：《常德出土铜镜》，岳麓书社，2010年，第56页。
［151］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出土铜镜图录》，文物出版社，1960年，第75页。
［152］周世荣：《铜镜图案——湖南出土历代铜镜》，湖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第67页。
［153］长沙市博物馆：《楚风汉韵：长沙市博物馆藏镜》，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83页。
［154］周世荣：《铜镜图案——湖南出土历代铜镜》，湖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第52页。
［155］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54页，图四○之4，图版二○之3；第84页，图五七，图版四○之2。
［156］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52页图九一之4、7。按：M1173∶3的铭文为“常相思毋相忘常贵富乐未央”。
［157］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贺县文化局：《广西贺县东高寨西汉墓》，《文物资料丛刊》第4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41页，图二五之1。按：该镜铭文为“日有熹宜酒食常贵富乐毋事”，直径14厘米。《广西铜镜》将该镜记述为“贺州市铺门1号西汉墓出土”（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铜镜》，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52页）。
［158］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四川省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1960年，第20页。
［159］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93～95页、第232页，图版六六。
［16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陆良薛官堡墓地》，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51～52页，图3-20∶1。
［161］韩彬主编：《固原铜镜》，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1、116、121页。
［162］宁夏固原博物馆：《固原文物精品图录》（中册），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7页。
［163］徐征：《西北地区汉代铜镜初步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4～8、20～62页。
［16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陕西米脂卧虎湾战国秦汉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9年第3期36～37页，图四四之2、8。
［165］平朔考古队：《山西朔县秦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6期12页图三○之1、14页、21页，图版贰之1、3。
［166］准格尔旗文化馆：《内蒙古准格尔旗发现一批汉代文物》，《文物》1990年第8期94页，图一之1。按：该镜铭文为，“见日之明天下大光长毋相忘”。
［167］大葆台汉墓发掘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葆台汉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39页，图四四，图版四二至1。
［16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81页图五四，图版四三之1。
［16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省怀来县官庄遗址发掘报告》，《河北省考古文集》（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第41页，图三九之5。
［170］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榆树老河深》，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49页，图四三之1、四四之2，第116～117页。按：发掘者认为，老河深中层文化遗存的年代为西汉末东汉初的鲜卑族的文化遗存。《吉林出土铜镜》第12页将其年代标注为东汉。值得注意的是，该铜镜的埋葬年代晚至西汉末东汉初，但其铸造年代应该是西汉早期。
［171］张英：《吉林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8页。
［172］辽宁省博物馆：《净月澄华——辽宁省博物馆藏古代铜镜》，辽宁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页（星云纹镜）、第14页（四乳草叶纹镜）。按：该书第96页收录的原东北博物馆旧藏的“常年富乐蟠螭纹镜”，与临淄H型方格框铭文镜的产地风格近同。
［173］抚顺市博物馆：《辽宁抚顺县刘尔屯西汉墓》，《考古》1983年第11期。
［174］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姜屯汉墓》，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297、315、392、477、498页，彩版一五六之1、彩版一九七之1、彩版二三八之1、彩版二五六之1、3。
［175］旅顺博物馆：《旅顺博物馆藏铜镜》，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7、19、21、23、24页。
［176］白云翔：《汉代中韩交流的最新实物例证——韩国庆山阳地里汉镜及相关问题》，《文物》2022年第1期。
［177］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铜镜产地——广陵和南阳有可能是当时的铜镜产地，也发现有临淄造铜镜，如扬州发现有临淄造四乳蟠虺纹镜、四乳凹带蟠螭纹镜、草叶纹镜和星云纹镜，南阳发现有临淄造蟠螭纹镜和草叶纹镜等，说明在当时的铜镜产地之间也存在着铜镜的流通；铜镜产地的居民，主要使用当地产铜镜的同时，也会少量使用其他产地的铜镜。
［178］白云翔：《汉代积贝墓研究》，见该氏《秦汉考古与秦汉文明研究》，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134～154页。按：该文最初发表于1998年。
［179］详见本书上编《临淄出土汉代铜镜》图1-104。按：该镜刻划文字的释读，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邬文玲研究员的帮助，谨此致谢。
［180］菅谷文则：《山东地区汉镜的制作与流通——兼论对海东的影响》，《鉴耀齐鲁》，第127～129页。
［181］杨勇、白云翔：《临淄齐故城镜范与汉代铸镜技术》，《中原文物》2020年第1期109页。
［182］南健太郎：《漢代における踏み返し鏡製作について——日本列岛出土漢鏡の観察を中心に》，《アジア鋳造技術史学会誌 FUSUS》第2号，2010年。
［183］扬州市曾出土一件“常贵铭蟠虺镜”（徐忠文、周长源：《汉广陵国铜镜》，文物出版社，2013年， 第 48页），三弦钮，稀疏的斜直线地纹，铭文方格框四边外侧地纹之上饰乳丁和“蟹状”蟠虺纹，铭文为“常贵乐未央毋相忘”八字铭，其大小、地纹和主纹、铭文内容及排列方式和字体等与临淄范家墓地淄江花园K组团M498出土的H型方格框铭文四乳蟠虺纹镜（《山东临淄战国汉代墓葬与出土铜镜研究》，第228页）几乎相同，有可能属于“同范镜”或“同模镜”，尽管前者直径为8.6厘米，而后者直径为8.8厘米。
［184］白云翔：《东周秦汉时期齐都临淄的金属冶铸业综合考察》，《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第1140页。
［185］《山东临淄战国汉代墓葬与出土铜镜研究》，第211～290、411～760页。
［186］白云翔：《临淄齐故城考古研究札记》，《张长寿、陈公柔先生纪念文集》，（上海）中西书局，2002年，第225页。
［187］《山东临淄战国汉代墓葬与出土铜镜研究》，第333页。按：该镜为伏兽钮，方格框中的铭文左旋读，字向外，为“见日之光天下明服者君王长幸至未央”十六字铭；方格框外侧居中饰单列树形草叶纹，其两侧饰枝叶，四外角饰乳丁加心形花瓣构成的“花叶纹”，十六内向连弧纹缘，直径16 厘米。墓葬年代为西汉中晚期。
作者：白云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大学考古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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