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每周六晚上,北京东五环外城乡接合部的皮村工友之家里配资炒股用什么软件,会准时热闹起来,皮村文学小组又开始上文学课了。
小组成员,有雇主家存在感不强的住家阿姨、育儿嫂、钟点工,劳工市场上随时等着被派活的泥瓦工、布展拆展工、电焊工;还有些像《我在北京送快递》的作者胡安焉一样,换了无数行当,只能用眼下正在做的那份工作来介绍的二手服装店店员、编辑、洗车工……只要进了文学小组,他们北漂的身份都被暂时抹去,听志愿者老师上文学课,讨论诗歌、小说、散文。这样的场景,在皮村持续了十年。
皮村文学小组的高光时刻是2017年,一篇横空出世的《我是范雨素》在网上刷屏,作者范雨素就是小组成员之一。一时,皮村涌来无数记者、出版社编辑、摄影师、纪录片导演,以及纯粹好奇的参观者。《我是范雨素》爆红半年后,大兴城乡接合部一个群租公寓发生火灾,造成19人死亡,北京开始疏解人口和清查城郊违法建筑,皮村大片厂区被拆除。2019年,村里的打工子弟小学同心学校关闭。2023年,皮村打工博物馆也被拆除。
意识到皮村文学小组的现状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后,在文学小组上了5年课的作家袁凌觉得,应该留下一份记录,“毕竟虽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报道和拍摄,多数工友的人生故事和梦想仍旧处于聚光灯之外”。于是有了《我的皮村兄妹》。
皮村,北京的另一面
皮村靠近首都国际机场,飞机从村子上空起飞、降落,除了巨大的噪声,村里的环境也给每个初访者留下深刻印象。
今年五一前夕,北大教授、最早在皮村文学小组上课的张慧瑜,在《北京文学》上发表报告文学《以文学之名:新工人文学小组十年记》,写到 2014年9月21日傍晚,他开着车从海淀来到皮村的往事:“皮村虽然离北京很近,却是一个脏乱差的城乡接合部,村里人主要以出租房屋为生,90%的人口是外来打工者,白天大部分都去市里上班,晚上皮村街上恢复熙熙攘攘,像个热闹的小县城。我从城里开车到皮村,就像从一个世界来到另一个世界。城里的繁华、拥堵和霓虹灯,与皮村昏暗的灯光、夜幕下的寂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张慧瑜也是当时唯一去上文学课的老师。工友之家发起人王德志、文学之家召集人付秋云说,附近工友来图书室借书,不时有人打听有没有文学课,想学习文学创作,工友之家就发起了皮村文学兴趣小组。
袁凌2017年初第一次去皮村时,感觉熟悉而陌生。尤其是皮村的主街,和他租住的昌平燕丹村很像,但和北京别的城中村相比,已经办过几届打工春晚、崔永元还去做主持的皮村,更拥挤、热闹,显出不一样的人气。不过,当时皮村有很多志愿者来来往往,衣着朴素的袁凌并没有引起工友们的注意。半年后,付秋云知道袁凌是有名的特稿记者,又成功转型为作家,就邀请他去文学小组上课。
“那天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大院里,工友莫小明带来一位头戴布帽,身穿圆领汗衫、半截子裤的老师,坐在屋檐下的长木凳上,身边搁着灰色手提袋。他朴素的着装与杂乱的院景融为一体,就像晚饭过后溜达一圈的普通工友。莫小明用广东口音普通话‘严林,严林’地向我介绍,搞得我一头雾水。这时快人快语的小海跑过来,原来是非虚构大作家袁凌老师。”工友徐良园在文章《皮村的缘分——给袁凌》中,回忆起袁凌出现在文学小组的情景。
袁凌真正和工友们熟悉,是受邀参加每年的新工人文学奖评选,他负责非虚构类作品。与很多老师只是鼓励不同,袁凌会直接指出工友们写作中存在的问题,“他精于文章,头发早谢,额高而光亮,两眼显得深沉,我戏称他是文坛的一只猫头鹰、啄木鸟,敢讲真话,针砭时弊”,徐良园还写道,袁凌“主张平静的叙事方式”。工友们被他指点后,写作都有提高,就愿意把写的东西给袁凌看,接触多了,关系自然拉近。
文学的纯真年代
但袁凌说,和工友们相遇的头5年,他没想过写他们,大家关系也很简单,上课谈文学,和熟悉的人一起玩、闲聊,说的内容也拉拉杂杂,“有时他们痔疮发了,会问哪里找痔疮膏,遇到一些法律、经济上的问题,也会咨询我”。袁凌没有刻意记录这些交往,最多偶尔有触动很深的事情,才在手机上简单记下。
“我遇到这些人,相处得愉快。”他觉得,自己虽然从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工作后的履历也光鲜亮丽,写出《北京SARS后患者骨坏死调查》《走出“马三家”》等很多有影响力的特稿,但某种程度上说,和工友们很相似,都是从农村漂泊到城市,在北京都没有户口、社保、房和车,同属于没有稳定保障的劳动者,只不过工友们干体力劳动,他做脑力劳动。
范雨素火起来后,在袁凌的帮助下,皮村文学小组成员的合集《劳动者的星辰》也在2022年出版,文学小组名气更大了。这时,中信出版社的编辑联系上袁凌,邀请他写皮村。进出村子5年来,袁凌也目睹了皮村的爆火和沉寂,当越来越多的“拆”字出现时,他意识到自己在亲历一段历史,就联系了30多个工友,一个一个做专访,最后写下13个人的故事。
袁凌说,作为与工友们交往5年后的沉淀,《我的皮村兄妹》与很多非虚构写作不同的是,尝试了一种比较少见的写法,让读者看到他和受访者的各种互动,力图让人物形象更加立体。“短时间内的采访和写作,采访者心意再好,再尊重对方,写出来的东西都只是皮毛,带着写作者很多单面的判断。只有接触时间足够长,才能够进入一种彼此相对有交流、互动的状态,积累的材料也更丰富、自然。”
《我的皮村兄妹》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细节之一,是他写到史鱼琴和小海各自经历的性。当袁凌提出想看史鱼琴写的“月嫂日记”时,无意间读到那些“跳起来烧灼”他的内容。小海22岁那年,在梅山岛上遇到过一位八旬老人,他们之间的秘密,他也在心底压了十多年。
与他们的互动中,袁凌还记录了寒冷的冬季,他和小海、范雨素、林巧珍在冰封的池塘上读诗、溜冰、跳舞、弹吉他,增加了几分浪漫主义色彩。袁凌说,范雨素长期生活艰难,哪怕后来一夜成名,她内心都是紧绷的。那次,在空旷的冰面上尽情朗读自己的小说《久别重逢》中的“定场诗”,是她少有的放松时刻。
“一些专业的作家圈里,大家宁愿打麻将、斗地主、谈政治、聊八卦,都不怎么谈文学。但在皮村,文学是业余的事情,聊起来不会觉得羞耻,也没有那么多成名的人,还有初心的感觉,处于文学的纯真年代。这也是我愿意在这个时候把他们写下来的原因。也许再过几年,他们一个个都爆红了,江湖气就多了,反而没什么意思了。”
体力劳动者有他们的逻辑
40岁那年,袁凌在接受时任中山大学传媒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张志安采访时,说自己“经历过很多人生的艰难,让我体会到人生是多么不容易,更让我克制自己的个性,去理解别人真实的处境”。
于是,《我的皮村兄妹》里,多次出现袁凌和工友们一起劳动的场景。史鱼琴得乳腺癌回四川老家治疗后,袁凌去看望她,跟她一起去地里掐菜苔。他和王海军一起回河北易县老家的第二天一早,就坐着王海军开的电动三轮车,去给新出的玉米苗锄草。
除了做农活,袁凌还跟着工友干过更重的体力活。王海军干拆展布展,叫一个人去会有20元提成,有两次他实在找不到人,都想到了袁凌。第一次干活的地点是国展,西装革履的参展人员还没全部离开,戴着安全帽的袁凌和工友们就匆匆进去,把巨大的幕布板子和玻璃一一拆除、装运到货车上。那天从下午四点干到晚上十点半,才把场馆清理好,中间没人提出吃晚饭,这样会发15元餐费。
顶着辘辘饥肠,接下来他们还要干最重的活:把巨大的板材抬到卡车边,再由车上的人收上去。袁凌在现场看到,最大的板子要四五个人才能合力抬起,板子上带着钉子,手被扎破是常态,但没人觉得要去打破伤风疫苗,王海军干活还经常不戴手套。
“体力劳动者之间丛林法则很明显,尤其大家都是陌生的,就凑到一块儿干活,绝对谁也不让谁。”袁凌说,那次干活时,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有经验,就老是说道他,袁凌不买他的账,差点跟他打起来。“那种场合你会感觉到,爱什么的都是假的,就是一种‘我都在这儿卖力气了,我凭什么要比你低一点’的感觉。”
做了两次装卸工人后,袁凌对体力劳动的重要性也有了新认识。“大家都觉得社会很先进,但城市的钢筋水泥不是白领这种写写文件的工作就能实现的,是徐良园、王海军他们,顶着烈日、高温、严寒,搬一袋袋的沙子、一袋袋的水泥、一块块的砖建起来的。”
袁凌还说,体力劳动者有他们的一套逻辑,只有真正参与他们的劳动,才能和他们打成一片。皮村工友之家负责人王德志,一开始觉得袁凌是知识分子,对他态度有所保留,“他每次和我说话,就像说相声,带有嘲讽”。但是好几次,袁凌到文学小组上课,正好遇到他们干搬家具、运沙石之类的重活,都去主动搭手。有一次工友之家缺人,王德志临时叫袁凌,他马上过去,干完活,王德志留下一句简短评价:“袁凌能干活,只是干得少。”从那以后,王德志就对袁凌打开了心扉,最后,他的故事被写成《不服气的野马》。
《我的皮村兄妹》
为证券之星据公开信息整理,由智能算法生成,不构成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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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凌 著
中信出版集团·大方 2024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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